“中国提供便宜产品，我们就当成礼物收下”
时间:2026-07-02 16:48来源： 未知 点击: 次

稀土霸权谁之过？

当被问及地缘政治的尖锐问题——中国企业一旦把西方竞争对手挤出市场，是否会反手大幅调涨价格？尤其在稀土领域，西方是否只能听凭北京摆布？库斯不认为这种风险迫在眉睫，更坦言中国之所以在稀土领域取得如此大的支配力，某种程度是西方国家自己造成的——欧美出于环保考量，主动退出稀土的探勘与加工，等于把这块领域拱手让给中国。

但即便如此，库斯认为中国不至于轻易滥用这项优势。一旦北京当局试图对稀土漫天要价，将立刻赔上自身作为“可靠贸易伙伴”的国际信誉，这是中国必须审慎盘算的代价。更关键的是，中国自身在高阶芯片制造设备等领域仍高度依赖西方技术，加上内需市场疲弱，中国同样需要仰赖对西方国家的出口。

库斯坦言，中国的产业政策确实对所有参与者都造成伤害，但这是中国必须自己学到的教训，西方能施加的影响力相当有限，“因此我们该把力气放在自己真正能改变的地方。”

德国应松绑解雇保护

库斯在专访中指出，与其抱怨中国，德国更应该重塑自身的竞争力。他以德国新创圈长期面临私人风险资本（Wagniskapital）不足的困境为例，指出问题核心在于德国极其严格的解雇保护规定，导致新创一旦失败的退出成本过高。若能适度松绑僵化的劳动法规，将能吸引大量国际风险资本进驻，协助创业者放大经营规模，从而开创出北京的经济计划官僚根本无法预见的新兴市场。

面对德意志制造业（如福斯汽车、宾士等）面临的巨大威胁，库斯坚决反对实施保护性关税，因为保护性关税理论上或许能为本土产业争取时间，但在现实操作中，只会让企业的改革压力减弱，并让关税政策自我延续、难以退场，最终演变成保护既得利益的“万年条款”。库斯提醒，过去德国的消费性电子产业与大部分纺织业也曾外移，但随之迎来的是医疗科技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产业转型本就伴随著汰弱留强，重点在于辨识未来的成长核心，而非出于怀旧或恐惧而抗拒转型。

关税是改革毒药

库斯直言，比关税更危险的，是西方政府为了对抗中国，也开始大规模补贴自家企业，如此只会让全球产能过剩问题进一步恶化。“我们必须提防，在试图保护自身经济免受中国竞争的过程中，我们自己却变得越来越像中国，也就是越来越倾向国家干预主义。”

针对市场担忧转型期会摧毁大量工作机会的质疑，库斯抛出了社会市场经济的核心主张：“在社会市场经济中，国家的任务是保护劳工本身，而不是保护特定的工作岗位。”他更批评德国目前的政策思维执著于维持落后的经济结构，这是一项毫无胜算、却不断烧钱的工程。

库斯强调，一旦课征关税，环保、劳动保护等政治考量都会被牵扯进来作为保护借口，让关税沦为永无止尽的政策恶性循环。许多西方舆论并未意识到市场经济模式本身的优势，容易被短视的干预表面成效所迷惑，“但闭关自守，从来没有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带来过繁荣”。

技术外流并非战略失误

专访中，《新苏黎世报》也提出另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德国企业过去在中国设立合资企业时，是否等于把自身的技术知识拱手让人？这是否是一项战略失误？

库斯的回答相当直白：即便没有这些合资企业，西方对中国原有的知识领先优势也迟早会消失。因为知识本质上无法被局限在特定区域内，尤其在现代世界更是如此；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来看，试图限制知识流动并不明智，因为知识是唯一能够无限分享、却不会因此减少的资源——越多人掌握当下的知识，对整个世界的助益就越大。库斯甚至以19世纪德国的产业发展史为例：当年德国人正是观摩、模仿并改良了当时全球最先进的英国工厂技术，才奠定日后的工业基础，“模仿他人并非坏事，关键在于未来能否持续产生新知识，而这需要靠先行者的获利诱因来驱动投资”。

至于“过去中国企业是模仿西方技术，如今则直接透过收购西方公司来取得技术，是否更令人担忧？”库斯反倒认为，这不仅比产业间谍行为来得正当，甚至称不上是坏事。生产技术终究属于企业本身，若企业所有人决定把公司卖给中国买家，代表这么做对他们而言比继续自行经营技术更有利可图；真正的关键在于，这笔变现后的流动资金，是否会被用来在德国催生新的投资。库斯强调，若贸然禁止企业将公司出售给中国买家，形同变相征收，最终反而会扼杀德国自身的技术进步。

他以2016年中国家电巨头美的集团（Midea）收购德国工业机器人大厂库卡（Kuka）为例——这起收购案当年曾在德国引发“贱卖国家工业”的疑虑，但库斯的立场显示，他并不认同这种忧虑反映了真正的经济风险。不过库斯也划出明确的例外界线：国防与安全产业自古以来就是特殊案例。他援引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观点：早在古典经济学诞生之初，就已确立一项原则——绝不能把军武产品卖给潜在的侵略者。

赴中投资责任自负

针对德国联邦政府近期不断警告本土企业，因应地缘政治风险降低对中依赖，但德国企业仍持续大举投资中国市场的现象，这位经济学家认为，联邦政府不该用行政手段强加干预，而是必须把话说清楚：“联邦政府应明确表态，一旦中国爆发政治冲突，政府绝对不会动用纳税人的钱来为这些企业纾困。” 

库斯强调，只要确立这个“责任自负原则”（Haftungsprinzip），资本市场自然会做出反应：投资人与金主一旦意识到某企业在中国面临较高的地缘政治风险，就会要求更高的融资成本。企业因此必须自行在“效率”与“韧性”之间做出权衡。而正是这种多样性，让市场经济体系比全体遵循同一套国家指令的体系更具韧性；这一切运作的前提，正是“责任自负原则”的存在，否则市场经济“获利机会与亏损风险自负”的双向逻辑将无法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