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ko Kubota（《华尔街日报》驻华日本籍记者）：那是我刚开始体验新款比亚迪(BYD)电动汽车。作为《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记者，我当时感到很兴奋。中国的比亚迪是当时汽车界的热门话题，我乘坐的那辆网约车配备了一些炫酷的功能，比如一块巨大的数字显示屏。
我问司机地图上显示的是什么。意识到我是外国人后，他表示无可奉告。“这是国家机密，”他说。
司机接着对我进行了一番说教，称我的出生国日本不应干涉北京方面对台湾的雄心。台湾是一个实行民主自治的岛屿，北京将其视为中国的一部分。
自2012年掌舵以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直致力于巩固中国作为全球超级大国的地位。与美国日益激烈的竞争，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要让中国在从能源到半导体等各个领域走上自主可控的道路，并限制外国影响力。
中美两国不断对彼此的商品加征关税。华盛顿限制了向中国出口某些技术。中国则限制出口稀土和其他关键矿物，而美国制造从汽车到导弹等各种产品都离不开这些矿物。
至于日本，北京方面批评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Sanae Takaichi)的言论。她曾暗示，若中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将对日本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北京方面将这些言论视为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在我乘坐那辆比亚迪汽车前后，随着习近平发起一场新的全国性反间谍运动，人们的态度正变得强硬。北京地铁里的视频滚动播放，提醒民众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要保持警惕。图书馆里的标语在提醒读者，保守国家机密是每个公民的责任。
外国企业越来越担心，他们的在华活动会受到扩大后的反间谍法管辖。包括一家美国尽职调查公司在内，一些外企办事处遭到突击搜查。
最近，北京方面放缓了这些运动，试图展现一个更加积极友好的中国形象。与此同时，美国正通过提高关税向许多国家施压，并对联盟的价值提出质疑。中国的魅力攻势包括允许部分国家游客免签入境，并在官方媒体上大力宣传中国品牌在海外的受欢迎程度以及中国充满未来感的城市。
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法摆脱一种感觉：中国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改革开放”岁月里，中国对国际文化的开放程度曾达到顶峰，但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随着民族主义情绪席卷全球，在中国，对外国人的不信任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Yoko Kubota在中国工作期间，在于上海举行的一场车展上。图片来源：YOKO KUBOTA/WSJ
至少有一名日本高管因间谍罪被判刑，此人就职于一家日本制药商，也是北京日本商界的领军人物。
一名日本公民因间谍罪被判刑后，日本驻华大使向媒体发表讲话。图片来源：KYODONEWS/ZUMA PRESS
作为驻华记者，我必须应对的较为复杂的动态之一，就是平衡我的双重身份：一个为美国报纸工作的日本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军队曾践踏大半个亚洲，在殖民占领期犯下暴行，因此亚洲存在反日情绪是可以理解的。日本曾侵占中国部分领土，并对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平民的死亡负有责任。战后，相关方面举行了审判，起诉了日本的战争罪行。
在中国，对日本的愤怒情绪十分普遍且根深蒂固。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民主抗议者遭到镇压后，共产党重新将日本强调为历史宿敌，加强了反日宣传，并重新将重点放在爱国主义教育上。
到2017年我搬到北京时，两国关系相对稳定，尽管依然充满波折。
我刚到北京不久，一位出租车司机得知我来自日本后感到很不高兴。他把我送到了目的地，但一路上都在向我讲述他对我的国家的愤怒，这源于他的祖父母在战争期间遭遇日本士兵的经历。
这种情绪并不总是显而易见，但这种态度感觉就像是一股暗流。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信(WeChat)上，我认识的中国人偶尔会在朋友圈发帖，描述他们多么憎恨或不信任日本。在我的孩子们就读的国际学校，一些中国家长在聊天群里公开讨论他们对我的祖国的蔑视，以及他们觉得日本帝国主义至今依然阴魂不散。诚然，日本的社交媒体上也会出现反华信息。
在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升温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剧。随着中日两国关系变得更加紧张，新闻机构和社交媒体上关于日本的负面消息推送通知占据了我的智能手机屏幕。在一家博物馆的游戏室里，一个学龄前儿童对我及我的孩子们进行了一番说教，讲述日本有多么糟糕。
参观者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观看一幅画作。图片来源：JESSICA LEE/EPA/SHUTTERSTOCK
这种情绪并不仅仅针对日本人。与某些国际文化接触的空间已经大幅缩小，即使是接受西方文化输出这种相对无害的事情也是如此。
以圣诞节为例。虽然许多购物中心依然会出现节日装饰，但从2022年左右开始，许多幼儿园和小学开始宣布他们将不再庆祝圣诞节或其他西方节日。这并不是说共产党曾经真正鼓励过宗教庆祝活动，而是以前被容忍的事情现在不再被接受了。一位家长告诉我，北京一家幼儿园的老师禁止家长携带与圣诞节相关的物品来装饰教室以迎接新年。
中国还打造了一台高科技宣传机器，源源不断地灌输这样的信息：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世界都是危险地带。我注意到，中国的新闻应用通常会迅速推送关于凶杀案或坠机事件的新闻，只要这些事件发生在海外。而当中国国内发生负面事件时，这些新闻应用往往保持沉默。
北京方面的运动可能导致了中国公众对其他国家看法的恶化。中国清华大学在2024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81%的中国受访者对美国政府持负面看法。在其他调查中，受访者始终给日本打出最低的好感度评分，而给俄罗斯的评分最高。
天安门广场上的监控摄像头。图片来源：KYODONEWS/ZUMA PRESS
作为一名记者，我感觉到这种警惕性在不断增强。我负责报道科技新闻，多年来，包括半导体和数据在内的各种话题开始被纳入国家安全的范畴。一些过去常与我分享观点的中国人切断了与我的联系。当中日关系恶化时，一些与我交谈过的中国人以关系恶化为由要求我不要再联系他们，或者突然停止了交流。在采访有美国业务足迹的中国公司时，高管们越来越多地绞尽脑汁，避免谈论任何地缘政治话题。
2024年在中国发生了一系列针对美国人和日本人的袭击事件，对外国人的反感似乎达到了一个新高点，最终导致一名10岁的日本男孩在深圳上学途中被刺身亡。尽管中国总体上是一个安全的国家，但对于在外面说日语，我开始变得更加小心。
我对中国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有着许多美好的回忆。他们对我们的孩子很友善，尽管他们的评论很直接（“他们太可爱了，长得一点也不像你！”）。有些人曾在我们困难的时候给予支持，这份情谊我不会忘记。有许多人依然喜欢其他国家。有一次，我在一家小商店里，收银员突然脱下外套，露出了一件代表日本男足的“蓝武士”(Samurai Blue)球衣。他说他只是不能公开展示它。
但是，中国无法将排外信息重新收回，这些信息如今已成为许多核心政策的基础。
尽管我已经离开了北京，但我依然被中国所吸引。尽管存在文化差异和地缘政治摩擦，但中国对我的职业和个人生活依然至关重要。对于我的孩子们来说，北京几乎是他们所知道的唯一的家。我只能希望，如果他们将来还想在中国生活，这扇门依然会为他们敞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