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第一次总统直选时我国三。投票前一晚，两大党的造势晚会都在大安森林公园。我刚从补习班补完理化下课，穿过人群与荷枪实弹待命的警察，记得那种既激昂又紧绷的气氛。高中时阿扁（陈水扁）风潮席卷，选举变得多元又轻松，开始有各种选举小物。班上有一群戴著扁帽的同学，热音社老师是台大学生，他们的乐团会到阿扁的造势场表演，我们觉得很新鲜，也跑去看。同时，马英九的小女儿在北一女，比我们大一届，有人会送花请她带回家给爸爸。两派支持者的热情，跟追星粉丝其实有八七分像。

许多在政府单位、军方服务的高层人士，他们的小孩有的是我同学、有的是学姊，我们会在南阳街买唱片、逛金石堂、喇赛聊天。曾经有一次上课，全班为支持的候选人吵成一团；现在回想，多半只是延续家里的政治立场，但吵完大家还是好同学。高二时，李登辉接受访问时讲出“两国论”，当时我正随著乐仪旗队在英法表演。社会上风声鹤唳，我们回到没事的台湾，我还胖了几公斤。第一次台海危机的威胁，在青春的感知里，似乎也没有那么紧张。

从小我就以为，世界本来就有不同声音，彼此监督、激荡，是健康的民主机制。台湾曾有白色恐怖，但我们“已经走过”。在我的生活经验里，国民党里也有很多认真的人。妈妈常说，那个小时候连一张合照都没有的爸爸，是全中华民国最认真的公务员。平日加班，周末下乡考察、收集资料，大概也没有加班费。国家曾送他到英国进修，家中熟识的叔伯们也都是从基层做起的技术官僚，没有背景，一步一步努力，为台湾进步尽力。媒体常说国民党一堆权贵，但我看到的，是许多踏实工作的人。过去国民党再怎么坏，生活也确实越来越好。另一方面，陈水扁当上市长后，我也从非公务体系的朋友那里听到他的很多负面讯息耳语。（回想起来，难道我是“蓝绿一样烂”的最早信仰者之一？）

上大学的时候，开始有PTT，在上面零星的会看到一些过去白色恐怖的事。我都是当历史事件在看待，但每到选举还是票投国民党，就像是一个预设动作。当时也有印象林义雄的林宅血案被提起，蓝营的说法就是“又在诉诸非理性的感情”“打悲情神主牌”。不过在我20几岁的这几年，也开始观察到国民党很多事情很瞎，觉得怎么领导阶层跟过去印象中的认真菁英越来越不一样，但还是含泪投马英九到2012。2014年太阳花，是海内外一整个世代的觉醒，包括我在内。（另外发现当时的马英九竟然还要推动法律让中国公安可以进来台湾抓人！？）

这几年在美国的湾区（旧金山）生活，开始接触到海外的民主斗士，才慢慢打开另一个平行世界。 第一次冲击是两年前在湾区一个活动听一位长辈提起，1990年代虽已解严，但黑名单仍在，还是回不了家，甚至有一次几人要从旧金山飞往新加坡，竟被拒绝登机。黑名单的手仍伸在那里。他们找上旧金山重视人权的国会议员Nancy Pelosi，结合其他国会议员向时任总统李登辉施压，加上台湾国内的力量，黑名单才终于解除。1990年代那时候的我已经是会看电视新闻、听流行音乐年纪了，竟然还有人因为推动民主运动在海外几十年还回不了家，整个内心很震撼。

从小不管是学校还是家族里，对蒋经国更是一片赞声，歌颂十大建设、经济起飞、亚洲四小龙、台湾钱淹脚目、勤政爱民、不打高尔夫球、不传子而传贤。我到小二进学校时，看到蒋介石铜像还要脱帽敬礼。到了美国后，接触到的当事人越多、听到越多的故事跟不同的历史档案纪录，才知道以前歌颂的那些政绩，尤其是所谓的经济奇迹….两蒋根本是功劳收割机，绝大多数都是跟美国有关。

甚至在蒋介石来台湾的独裁统治下，官员贪腐、治理失败，疯狂通货膨胀，经济崩溃的局面，杜鲁门总统气到说这么烂的蒋家最好被关起来，美国内部在辩论干脆让挪用给台湾的美援去纽约置产的蒋介石政府烂掉算了。后来是因为韩战爆发，美国为了防堵共产势力才持续美援，把蒋政权救起来。那些国家大力吹捧的政绩，基本上多是美国顾问在背后下指导棋，包括后来对民主人权的推进，一路上是美国用美援和军购要胁两蒋政府才得以推动。

1980年代初，美国历经高通膨与高失业，卡特连任失利，由强硬反共、不重视人权外交的雷根上台。没有“美国爸爸”关注，国民党开始大举镇压，接二连三的命案。1984年，因不满台裔美籍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撰写《蒋经国传》，蒋经国政府指使竹联帮成员、包括陈启礼，赴美在旧金山湾区Daly City将其刺杀。在他国国土暗杀美国公民，震惊美国政界，美国也掌握中华民国情治单位涉案的录音。蒋经国不传子是在美国压力下的承诺。1984年的江南案台湾民主化的重要分水岭。其实在这之前，美丽岛大审也是在美国的压力下，才总算有了台湾第一次公开的政治案件司法审判。

蓝营常常抱怨美国霸权，说美国硬塞军购、图利自己，甚至把对美友好嘲笑成“认美国当爸爸”。我还记得跟先生第一次吵架，就是为了美国在世界的霸权（笑）。我还是个文青的时候也是看了不少影展，读了很多第三世界对美国霸权的控诉与伤害；而美国人的先生则是共和党建制派国际布局的支持者。这些年学习，其他国家我不敢说，但就台湾历史而言，不论动机为何，事实是我们确实在美国长期的援助下走到今天。USAID美援是直接而具体的帮助不用解释，军购则是当时国民党政府基于反攻大陆与防卫需求主动争取，而不是单方面被强推。我不会说美国是爸爸，毕竟没有国家会无条件对另一个国家好，但回顾我们接受援助的历史，美国可以算得上是“干爹”了。

去年我拜访了黄呈嘉长辈，他是去保释“四二四刺蒋案”当中嫌犯黄文雄的前辈。近九十岁的他，还很客气地对我说：“不好意思现在老了，没什么再做什么贡献了。”我听了心里一阵酸楚，你们已经做了太多太多，都这么老了还这样挂心台湾。当年他家中还有两个年幼孩子，却把房子拿去抵押筹保释金，之后生活困顿多年。从纽泽西逃到加州后，也因为同时很优秀（一边投入民主活动，一边还发了40几篇papers!!!!!）而进到贝尔实验室，继续赚钱支持民主运动，然后假日还会去山上研究如何制作炸弹，思考怎么传回台湾。后来台湾的光纤产业，也是黄长辈受国民党政府托付一手扶持起来的（明明是政治迫害黑名单上的人，技术官员还要找他帮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其实黄长辈年轻时与外省朋友关系很好，夫人也是外省人。他也是到了海外，接触党外书籍与不同史料后，才逐渐理解国民党对一整个世代的迫害。

这几年在海外听著一个个真实故事，看著那些活生生的家庭与人生，我常常震撼，这究竟是怎样的平行世界？我也很汗颜，自己当了多年无知又不自觉的 free rider。即使我不是系统里的加害者，但我的冷漠与轻忽，何尝不是无形中在泼民主运动前辈们的冷水？每当听到新的故事，总会忍不住掉泪，时不时神经病想到就哭一下。尤其这次再回头看林宅血案，想到自己曾对“打悲情神主牌”这种说法无动于衷，真的懊恼万分，如果可以回到过去就桶我一刀吧。

时至今日，我才明白，世界绝对不是自己年轻时以为的“不同角度与立场”那么简单，也不是平行世界。真实的世界只有一个。我成长的年代没有真正的转型正义，而是在一种扭曲的“不要惹事”粉饰太平的政治现实下长大，某种程度上，就像《楚门的世界》那样被温柔包裹。当然，我的生活经验也是真实的。美国USAID援助那么多国家，并不是每个国家都像台湾后来这样优秀。我父亲、叔伯那一代认真优秀的技术官僚，那些民间“造山者”的前辈，以及无数善良努力的台湾人民，共同撑起这个社会。但这一切，绝不是被造神的蒋家政权单独完成的；反而在辉煌的经济成长之下，同时压著深沉的政治迫害与历史黑暗。

这趟觉醒之路，我走了好些年。回头看、左右看，很庆幸身边一些朋友与姊妹，也在不知不觉间有了相似的领悟，让我相信人对真实与善良的追求，是有韧性的。这次林宅血案竟还能被一部电影操作，可见，没有真相，就没有真正的过去。至今仍有力量试图恶搞家属与历史；我们也看见，在我们生活的年代里，还存在政府内部力量湮灭证据、以机密为由不公开。林义雄的痛没有过去，相关责任也未完全厘清。如果连面对与处理真相的能力都没有，真不知道还可以谈甚么？

台湾民主化的进程，简单说，是海内外一群人的努力，加上美国以金援与军购施压的国际现实，一步步推动而成，是善良而坚韧的台湾人民，而不是甚么民族的救星蒋介石和勤政爱民的蒋经国（𫫇）。过去我们常自豪“没有流血革命就完成民主转型”，但事实上，是不知道多少世代的政治菁英被枪决、监禁、流亡，无数家庭破碎。其实我们还在付那些成本，要靠重新检视伤痛的机会来学习，也因为认识不深，所以还会被一些没有政治素养和良心之徒拿来乱比喻，例如价值混乱常常转移命题的柯文哲胡乱对比二二八，他们想要骗台派支持的时候就说自己是二二八受难家族，想要骗蓝营支持的时候就开始骂转型正义。海外长辈们都很受不了。

台湾漫长的民主奋斗之路，许多时候仰赖美国重视民主与人权“价值”的议员和官员声援。违法、暴民、扰乱社会安宁…也曾经是这些民主活动的标签。我因此对“非法”与“暴民”有了不同体会，很多时候，差别只是谁握有权力。掌权者更懂得运用制度与工具，或犯下更高阶、难以被追究的恶行。走过这段艰困历史的台湾人，更应对权力的本质和滥用更加敏锐，对人权与普世价值更加坚持。

回到今日的美国，在川普模式影响下，主流论述更强调利益，一谈价值就被贴上“左胶”标签，这其实是美国的脉络，我们台湾人不需要全盘接受。近期移民局ICE执法违反司法精神的争议、Epstein案的重重疑点，以及司法系统受政治力的影响，都让人感叹民主看起来也没有那么坚韧。台湾此刻在追问46年前的林宅血案；而在美国，Epstein案主嫌Jeffrey被认定在狱中自杀，但自杀前一天室友被调离、对准Jeffrey两台监视器刚好故障等细节，引发社会质疑。再看检察总长Pam Bondi对司法的傲慢，这么多受害者的世界也是一样的黑暗。这些事件与台湾白色恐怖造成的伤害程度无法相比，但政治力量对司法的影响方式，仍然令人警醒。重视人权与法治价值的人们，肯定都是很关注的。

在地缘政治与中国威胁之下，台湾寻求与美国的战略合作理所当然；但从威权一路走来的我们，更不能忘记自己坚持的是什么。很喜欢“何颖怡的大耳朵”文章的一句话：“民粹诞生就是这么一点一滴地让出普世价值。”历史告诉我们，当民粹成为主流，往往没有好下场。台湾一直走在钢索上。愿我们在追求安全与利益时，不忘作为人的基本价值，也不忘那些为民主自由人权付出代价的人。
 
※作者 Stacy 为“美国台湾观测站”共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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