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为何反对台湾备战？ 国民党有政治上的原因和论述上的理由。 政治上的原因是国民党要获得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才能获得各种资源，例如由台商获得财务支持、网络舆论的支持、以及两岸通商的好处等等。 原先无法确定是否举办的国共论坛，在国民党第十次挡下军购条例后，立刻宣布国共论坛复办，而且副主席萧旭岑会见到中共对台统战主要负责人王沪宁。 主席郑丽文更是心心念念能够和习近平会面，以便更上一层楼，当被记者问到国民党对军购案的态度时，立刻表示请记者离场，竟将国民党对军售案的态度当成机密，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有趣的是，当国民党内具有军事专业知识的军系立委陈永康被排除在外并下令封口时，前立委许毓仁却赴美国国会证词，认为中共正使用切断台湾海底电缆的一系列方式对台湾施压，军购对台湾安全至关紧要，要求立委别故意卡国防预算，似乎卸职之后才能说出真心话。 民众党因为缺乏具有军事专业的立委，在党主席黄国昌从机密会议中窃出机密资料未果后，提出的军售条例预算，依旧大砍特别预算。

前国民党立委许毓仁赴美国国会证词，认为中共正使用切断台湾海底电缆的一系列方式对台湾施压。 （资料照片/李智为摄）

在国民党战斗蓝举办的座谈中，前海军舰长黄征辉主张将购买美国军备的9000亿砍到4500亿，用4500亿去发展台湾的长照和健保。 虽然任何人都知道长照无法抵御敌人的飞弹，但是这对国民党并非新鲜事，过去国民党常用军备可以换算成多少学童营养午餐，以此来抵制军购，只是现在换成长照与健保罢了。 离谱的是，国民党说要取消部分特别预算，将之纳入总预算，这样反而会真正影响社福预算。 不过国民党依然用错误的模拟与预算知识进行宣传与误导。

从营养午餐到长照，二十多年来，因为国民党的抵制，让台湾失去多少增强军事力量的契机，可以说是扩大台湾与中国军事力量的元凶。 回想2001年美国小布什总统刚刚上任，与亲中的前任克林顿总统不同，小布什对台湾的支持力道极为强劲，竟然罕见派人到台湾晋见陈水扁总统，要台湾自己提出武器清单，由小布什总统一次通过，让中国强烈抗议一次就好，免得任内会不断因此事遭到中国抗议。

陈水扁总统眼见机不可失，将一直想要却不可能的八艘潜艇作为向美方购买武器清单的第一优先，而小布什总统居然也就此批准，让台湾大喜过望。 陈水扁总统立刻指示行政院提出预算，希望能在立院通过，绝不能错失这罕见的机会之窗。

可惜当时民进党在国会是少数执政，陈水扁虽然赢得总统大选，但是在立院，民进党却是少数，多数是由马英九领军的国民党。 当时他们以潜艇是攻击型武器，会挑衅中共为由，不值得为此牺牲孩童的营养午餐，连续在国会杯葛“向美采购潜舰案”达69次，最终成功封杀采购案。

等到陈水扁下台，马英九当选总统，国民党在国会也是多数，深知潜舰重要，改口潜舰是防御性武器，不会刺激中共为由，意图向美采购潜舰，可惜美国总统已经换成奥巴马执政，不愿出售潜舰给台湾，直到蔡英文总统上任后，才开启“潜舰国造”，至今依旧在国民党马文君与徐巧芯等立委刁难下，跌跌撞撞，甚至不惜泄密伤害潜舰国造计划。

因此杯葛军售，对国民党而言，绝非甚么新鲜事，而是以下一种常态：国民党只要在野，就会杯葛军售，但是一旦执政，军售又变得有其必要。 同样是潜舰，在国民党在野时是攻击型武器，执政时又成为防御性武器，这种对于军售缺乏专业态度与长远规划，唯政治考量，甚至不惜牺牲国家安全，其实已经是国民党审查军事预算的常态。

但是在论述上与政治上不同，国民党避谈个人与政党利益，而是主张：台湾备战是对于中共的挑衅，只会造成两岸的军备竞赛，经济体量较小的台湾根本无法负担，长此以往，不仅拖垮台湾财政，也减少社福支出，又造成中共对于台湾不满，反而加速统一进程。

国民党论述是，台湾要避战就不应该追求军备，因为永远不可能在军事投入上追上大国，但这正是国民党的最大迷思。 （张哲伟摄）

国民党认为，2025年中国国防支出约1兆7846.65亿元人民币，是台湾该年度国防预算6470亿元的12.5倍。 两岸的军事预算差距如此之大，台湾无论如何增加防务预算，也不可能赶上国防支出，既然备战不可能战胜人民解放军，又会造成中共不满，那么最好的情况是台湾停止备战，藉此表达善意，降低中共对于台湾的敌意，只要两岸和平交流，增加互信，最终可以让中共放弃攻打台湾的念头。

国民党认为，就算通过军购特别预算，两岸的军事支出差距从12.5倍降为9.6倍，也依旧存在重大差距，在体量完全不对等的情形下，台湾无论通过军购特别预算与否，均非中共敌手，反而可能令对方不快，造成两岸紧张，因此不如干脆删减预算，避免两岸落入军备竞赛中。

其实目前世界各国均增加防务预算，例如日本2025年国防预算8.7兆日圆（约55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而韩国国防预算总额达61.59兆韩元（约合463亿美元、），首度突破60兆韩元。 中国2026年国防预算编列人民币1兆9095.61亿元，较2025年的1兆7847亿元增长7%，也是历史新高。 台湾如果不增加防务预算，等于实质上倒退。

军备竞赛是敌对国之间对于军事武器的数量、质量与军事准备之间的竞争，而不断增加投资。 早期军备竞赛发生在传统陆海空三军之间，后来因为核武器的杀伤力而成为美苏冷战的焦点，近来由于科技对于战争的影响力而延伸到科技战，未来甚至可能进入太空军备竞赛。

陈玉珍和曾宣称“中国大陆是祖国”，开放中资、劳工与商船，可以促进离岛发展。 （资料照/王侑圣摄）

军备竞赛之所以发生，“安全困境”是最主要原因之一。 当一个国家认为对方有敌意而扩军后，对手因为无法确定其动机，但是认为对自己的安全构成威胁，无可奈何之下，只得跟进扩军，最后两国不断增加军备，但彼此反而都觉得更不安全。 也就是说，军备竞赛比较容易发生在彼此有敌意的国家，又不容易确定对方真正的意图，而且国际中并无可信的第三方保证，让安全困境容易演变为军事竞赛。

和国民党的说法相反，现实中很少见到大国和小国发生军备竞赛的例子，是因为军备竞赛要求双方需要具备支持军备扩张的经济实力以及工业基础，否则竞赛难以持续。 即使是世界军武排名第二的俄罗斯，因为经济实力不足，也难以在常规武器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只有中国能够与美国近行有意义的竞争，中国发展军武不仅针对台湾，更要拒止美国与日本介入，因此才斥重金发展极音速弹道导弹等，并非针对台湾的武器，硬要将台湾军备解释成与中国的军备竞赛，实在脱离现实太远。

因此和国民党的论述相反，大国和小国之间正是因为体量差距太大，所以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军备竞赛，国民党的论述中，一方面错误低将台湾军备解释为军备竞赛，另一方面又错误地解释因为台湾体量太小，所以无法与中国进行军备竞赛，所以应该减少军备。 这种双重错误的循环论证，使得国民党论述满纸荒唐言，反而更接近于中共大外宣等级的宣传。

准确地说，正是因为台湾和中国的体量差距太大，这种不对称性，难以造成两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即使双方之间有所竞争，也是会以不对称性的方式存在。 小国因为在财政上负荷能力有限，而且缺乏完整军工体系与生产能量，能够与大国竞争，所以小国几乎不会和大国有“传统意义”上的军备竞赛。

何谓传统意义上的军备竞赛？ 要知道中国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台湾没有，两国武器的杀伤力差别很大，在这种情形下，台湾和中国还能够有实质意义的军备竞赛吗？ 我们在一开始说明军备竞赛的类型包括常规武器、核武器、科技战乃至太空竞赛，事实上在欧本海默成功制造核武器之后，军备竞赛就进入一个史无前例的新阶段。 由于核武器巨大的毁灭能力，曾经让美苏在冷战时期不仅在传统常规武器上有军备竞赛，还在核武器上展开军备竞赛。

其实正因为核武器的巨大毁灭能力，因此如果从追求战争胜利的角度而言，任何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应该全力发展核武器。 但事实上，包括美苏在内，所有冷战时期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耗费巨资发展与制造杀伤能力较小的常规武器。

这是因为人们对于核武器产生完全不同的认知，产生了禁止使用核武器的禁忌，将之与其他常规武器完全区分开来。 即使当小型核武器的当量低于某些大型常规武器时，使用核武器的禁忌依旧存在，不仅在战争用途，连和平用途也在排除之列，例如70年代美国曾提出用核武器发电，在地下的洞穴中引爆微型核弹（仅有5万吨当量），以此产生蒸汽来发电。 当时的武器控制专家和能源专家几乎不假思索就否决了这个想法。 还有人主张用核武在俄罗斯北部炸出新的河床、为尼罗河建造运河或是为发展中国家建造港口，也遭到苏联一口回绝。

使用核武器的禁忌，其实也就是谢林（Thomas Shelling）所谓的焦点（focal point），即使在双方缺乏沟通下，依旧可以透过共同知识或是心理预期而达成的共识。 他曾经在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奖演说中，回顾核武器在美国从艾森豪总统的国务卿杜勒斯（John Dulles）野心勃勃地想挑战禁用核武器的禁令，到约翰逊总统形成使用核武器禁忌的过程。

谢林本人或许是冷战时器对于美苏核武器军备竞赛理论影响最大的学者，他将军备竞赛从单纯地武器数量累积，由恐惧、误判或军工利益驱动的失控螺旋，转而具体分析双方在不确定性下的战略互动，并强调可信度（credibility）、讯号传递（signaling）与谈判（bargaining）的重要性。

举例来说，如果两个敌国之间因为缺乏互信而产生核武器竞赛，这时双方可能因为害怕对方“预防性”攻击自己而被迫抢先动手，从而引发战争。 但是谢林表示，如果如果双方都拥有“二次打击能力”（即在遭受首轮核攻击后仍能发起毁灭性反击），并且让对方知道，那么任何一方都不敢轻易发动攻击，从而达成核威慑的战略稳定。

那么小国军备的目标是什么呢？ 小国追求的不是和大国全面的军事对抗，也不具备和大国军事竞赛的财政和资源，而是“威吓的有效性”。 小国的目标从来不是在军事竞赛上胜将大国，而是避免战争，也就是追求和平。

在国民党的论述中，台湾如果要避战，就不应该追求军备，不仅因为永远不可能在军事投入上追上大国，而且无法战胜大国，所以只有减少军备才能降低敌意，这才是追求和平之道。

殊不知这正是国民党的最大迷思。 既然小国军备不是为了和大国军备竞赛，那么军备的目标只能是增加大国入侵的成本，让侵略成本变得不可接受，而非击败或全面与大国军事竞争，所以在不对称战争中，会将策略重点放在拒止（denial）或惩罚（punishment）型威慑，而非军武数量的竞争。

和战斗蓝座谈中黄征辉认为武器不使用就是浪费的错误看法不同，谢林清楚指出，武器的作用不只是用来作战，还可以用来影响对手的预期、改变对手的决策，以及在不开战的情况下影响谈判结果。

对美军而言，强大军备的目的在吓阻（deterrence）解放军犯台，谢林指出，吓阻不需要确定的报复，只需要让侵略行动看起来风险极高且不可接受，用谢林的话说，就是：“造成伤害的能力，就是谈判的权力。”

同样的，台湾军备的目的在于增加解放军犯台的成本、增加抵抗的时间，让外国援军有时间驰援，以及具备可信的报复能力。 从这个角度而言，台湾不必取得全面优势，只需具有可信的报复能力。 即使能力只有小幅变化，只要改变对方对风险的认知，也可能产生巨大战略影响。

至此国民党的论点可谓全盘皆墨，最后问题只剩下一个，亦即台湾军备会挑衅中国的假设，换句话说：“小国备战究竟会增加或降低大国的侵略机率？”国民党主张备战会增加战争机率，但是很多国家并不认同。 例如最近日本经济安全部政务大臣小野田纪美表示：“两国军事实力相当时，较不易发生战争。 但是当一方比另一方强大很多时，反而容易发生战争。”

战争发生的原因很多，难以一慨而论，但是有一点很明确的是，当一个理性的人做一件事情时，如果成本或风险越高，一个人通常越不可能去做。 就像我们不该假定习近平年轻时穿越马路，车辆越多、车速越快时，习近平越喜欢闯红灯 —— 无论习近平是为了什么原因要过马路。 因此无论习近平和人民解放军的目的为何，我们都不该假设他们是疯子，在各种可能达成目标的路径中，总是会选择成本越高、风险越大的路线，中国国民党反对台湾军备的背后，其实是假设习近平与人民解放军是非理性的疯子，这是很荒谬的假设。

整体而言，国民党与民众党的军备主张，只是在习近平不理性的假设下，达成降低解放军犯台的成本、降低其遭受报复的风险，以及能够快速进夺台湾，令国际势力难以驰援的效果，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大概没有人会因为他们的主张而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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