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评论文章：习近平生日这天，中共宣传出现了一个对所有中国人都极度危险的信号，也验证了一直以来人们的不祥预感。“公私合营”---这个曾经让无数中国人陷入灾难的中共黑话，再一次堂而皇之的出现在中共的新华社宣传里，而且中共将其列为所谓的“伟大征程”中的一大“功绩”。这意味着中共更大范围的抢钱要再一次开始了。更为可怕的是，抢钱并不是中共的最终目的，更可怕的还在后面。这一点，历史已经给出过答案。
极度危险的信号
2026年6月19日是中国的端午节，也是中共党魁习近平的生日。就在这一天，中共新华社发表宣传文章《伟大征程丨三大改造：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会变革》。
对于很多经历过或者了解这段历史的中国人来说，仅仅从这个标题上就可以看出，中共释放出的信号既清晰又危险---一场新的政治运动又要开始了。
然而，中共的这个“公私合营”说法本身就带有极大的欺骗性，因为它最终的结果根本不是所谓“公”与”私”的合营，而是“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是强行没收，实质就是抢钱。于是很多中国人通过几代辛苦经营、勤俭创业所辛苦积攒的财富，被中共通过威逼手段抢劫一空。
去与留的决定，生与死的选择
1949年，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都面临一个人生关键选择，是走还是留？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然而很多人不知道，他们的这一选择不仅是在选择去与留，更是在选择生死。
以荣家为例，荣家大房是坚决选择“走”的典型，荣鸿元去了香港，申新一、六、七等厂的机器设备被拆运到了台、港，并且大量抛售栈单，抽逃资金，在香港创办大元纱厂。上海四大百货公司之一的大新公司，早在两年前，蔡昌就决定将经营重心移到香港，至此，只剩下一个“既无资方又无资金的空壳子”。
人民币。图片来源: （ Getty Images图）
荣家二房的家长荣德生，也就是荣毅仁的父亲则与之相反，他从一开始就没有走的念头，1948年下半年，无锡的申新三厂要将二万纱锭拆运到台湾去，他在上海一听说，就赶回无锡阻止。他认为“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更何况，中共的承诺是如此的信誓旦旦。
1945年4月19日的中共《新华日报》上登出了毛泽东对美国友人的话，“我们并不需要、亦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并不主张集体化，也不反对个人的活动——事实上，我们鼓励竞争和私人企业。在互惠的条件下，我们允许并欢迎外国对我们的地区作工商业的投资……我们相信着，并且实行着民主政治”。
而在1949年9月29日，中共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临时宪法《共同纲领》，里面白纸黑字地写道：中共政府应当“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
但是，很多人显然忘记了，1921年7月中共一大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里面同样白纸黑字写着“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历史证明，这才是中共的心里话，时至今日，它们都在不折不扣的执行。
“刀上加刀”
著名中共历史学家高华教授曾经讲过，中共中央苏区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成立，毛泽东送了一副对联，上联是“看昔日你剥削工农利上加利，看今朝我工农掌权刀上加刀”，可谓杀气腾腾。
中共把正常的经营活动扣上“剥削”的罪名，目的就是为了对这些有钱人“刀上加刀”，为了堂而皇之的抢钱。马列这套理论的邪恶之处就在于此---它为此后所有共产主义的罪行提供了自欺欺人的借口，让人抛弃了天理与良知。
一个中共老干部在回忆中讲述了这样一个场景，“50年代早期公司合营后，我曾在一个工作队干过一段时间，任务是把资方可能私藏的财产挖出来。在那个寒风刺骨的三九天，把那资本家和他十五、六岁的女儿找来，让他女儿脱成一层单衣站在窗外寒风中，我们和那资本家坐在屋里火炉边烤火，让他交代是否在什么地方还藏匿了财产，同时一直让他女儿在窗外寒风中站着挨冻，冻得脸色发青浑身颤抖……”
1952年，一把针对工商业资本家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物、反偷工减料”的熊熊大火烧到黄浦江畔，也烧到了荣毅仁的头上。
中共上海军管会要求，上海民建分会会员被分成6组，限期10天之内坦白交代所谓“违法事实”。开始时，荣毅仁、吴蕴初、刘靖基、郭棣活等人并没有按照要求写所谓的“坦白书”。
然而，中共“刀上加刀”的恐怖随之而来，杨奎松在《上海五反运动情况》一文中披露，“仅据上海从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的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
血腥恐怖之下，荣毅仁等人为求过关活命，在所谓的“互评互助会”上开始争先恐后“坦白罪行”。
荣毅仁从交待“违法获利”280亿，随后追加到300多亿，最后竟报出2096亿这样的天文数字。因数额巨大，他只得向上海市统战部副部长表示：自己名下并无财产，只有上海麦尼路一座住宅，已准备押款10亿，以还付欠中粮公司的款项，其他退款，只能将申新等厂向中共抵出，或直接实行公私合营；如果不行，“四面逼紧，没有办法时，只好上吊”。
“三杆枪比着我，我也不会承认这种共产党逻辑是真理”
中共的理论总会被一些人识破，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在他的《牛鬼蛇神录》里讲了一位外号叫“卢瞎子”的上海商人，他对中共和普通商人进行比较说，“他们（中共）剥削工人（就被说成）是好的，叫做作贡献，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要是私人雇了工人，即使给的工资高得多，也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的。三杆枪比着我，我也不会承认这种共产党逻辑是真理。同样的生意，你做叫做投机倒把，不法奸商，他做就叫做社会主义，天经地义！”卢瞎子举外贸和粮食买卖做例子，“你看政府做外贸低价进，高价出，买空卖空，一转手赚一倍甚至十几倍，既合法又合理，还是社会主义，但是任何私人做同样的事，哪怕赚得再少，也叫投机倒把，资本主义！”
有次卢瞎子与杨小凯讲起所谓的“公私合营”，气愤地说：“共产党在工厂里一年四季是运动，年初时开门红运动，年中是月月红运动，年底是大战四季红到底运动，所有运动都是要工人多做事少拿钱，这可是比资本家厉害得多的剥削，但只要是共产党搞的，就叫做为社会主义作贡献。如果私人资本家这么做，早就被打成不法资本家了！”
是冲破牢笼？还是被无声无息的吞噬？
中共所谓“三大改造”的结果是什么？
那就是私有经济的被消灭，经济活力的消失。
根据杨继绳《墓碑》一书中的统计数据，1956年，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对私人工商业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到1957年，就工业而言，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公私合营三者合计占工业总产值的99．1%，再加上农业集体化，私有经济基本被消灭。
计划经济体制从此全面确立，中共垄断了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至此，所有中国人的“饭勺子”被中共抢到了手里，由它来决定给谁饭吃，不给谁饭吃。
苏共的托洛茨基曾经说过：“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
而中共所做的已经远远的超过了这一点，它活活饿死了数千万没有反抗的普通老百姓。
在完成所谓的“三大改造”仅仅两年之后，中共一手酿成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被饿死的这几千万人，不是因为反抗而死，恰恰是因为没有反抗，才失去了唯一可能活下来的机会。
白纸革命里，正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意识到死亡的危险就在眼前，再听之任之将会被无声无息的吞噬，正是因为整个社会的全面抗争，才彻底的冲破一个个牢笼。
人们意外发现，中共暴政在全体民意面前其实不堪一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