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评：中国正在撤掉发展的梯子
时间:2026-06-22 12:42来源： 未知 点击: 次

在全球失衡再次扩大的时代，这种策略显得更加醒目。

按占世界 GDP 的比例衡量，中国的贸易顺差处在历史高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经警告，外部失衡以及随之而来的贸易后果，正在对贸易伙伴产生负面溢出效应。布拉德·塞策和沙欣·瓦莱最近在《外交事务》中写道，中国操纵汇率正在削弱全球贸易体系。

上一轮中国巨额顺差时代大致出现在本世纪头十年，当时引发了几位学者所说的第一轮“中国冲击”：中国出口商品大量涌入美国，掏空了美国大片制造业。这场冲击改变了美国政治，也促成了少见的反自由贸易、反中国两党共识。

新一轮冲击有所不同，对美国的冲击较小，因为关税、禁令和国家安全限制，已经通过行政命令削弱了中国进口竞争。更明显地是影响了欧洲，尤其是德国。

德国的工业模式建立在内燃机以及相关高端工程生态系统之上。中国在电动汽车和绿色技术领域的崛起，已经把商业挑战变成许多欧洲产业的生存危机。

美国和欧洲受到的冲击掩盖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当前中国冲击中后果最深远的受害者，并不是底特律或斯图加特的工人，而是亚的斯亚贝巴、达卡、拉各斯、内罗毕、金边、苏拉特和蒂鲁布尔等地未来的工人。他们的损失主要不能用裁员或工厂关闭来衡量，而要用那些从未建成的工厂、从未进入的出口市场、从未积累起来的能力，以及从未打开的发展道路来衡量。这正是如今所谓“中国挤压”的真正代价。

中国挤压的利害关系极大。问题不只是数千亿美元出口损失，而是后来发展者是否仍能走上世界已知最可靠的结构转型道路。

历史上，几乎每个从贫困走向繁荣的国家，都是依靠制造业出口实现这一转变：服装、玩具、鞋类、家具、电子组装，以及其他能够吸纳大量低技能工人，同时培育企业、物流、技术诀窍和国家能力的行业。

中国从开放贸易体系中获益巨大，正是这个体系让中国通过面向全球市场的制造业，使数亿人摆脱贫困。如今，中国自身的崛起可能正在堵住比中国更贫穷国家走上同一条道路的机会。

主要挤压

中国制造业贸易顺差，也就是出口与进口之间的差额，有很大一部分恰好集中在较贫穷国家本应最有机会发展的领域。

在中国约 2.2 万亿美元的制造业总顺差中，大约 7000 亿至 1.4 万亿美元集中在服装、鞋类、玩具、家具和电子组装等低技能密集型行业。这些正是拥有庞大劳动力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与中国最直接竞争的领域。

衡量这种动态最简单的指标，是中国在全球低技能商品出口中的份额。按总出口衡量，包括衬衫、鞋子等最终产品，中国份额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快速上升，2014 年达到超过 60% 的峰值，随后下降。

这种走势似乎表明挤压可能已经缓解。但总出口漏掉了很多关键内容。衬衫不只是衬衫。它包含布料、纱线、拉链和纽扣，也包含包装、物流和设计。

如果计算出口中嵌入的全部价值，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增加值出口”，就能更好衡量供应链上创造的就业和能力。按这个指标看，中国在低技能商品中的份额并没有明显下降。

除短暂下滑外，这个份额仍在继续上升。中国不仅主导最终组装，也越来越多地主导最终组装所需下游投入品的生产：衬衫少了一些，但生产服装所需的纱线、拉链、纽扣等更多了。

经济学家可以判断这种主导地位是否过度。

比如，他们可以问，中国在低技能出口中的份额，是否与中国在全球低技能劳动力中的份额相称。他们也可以问，中国与今天发达经济体在收入水平相近时相比表现如何。

这些指标合在一起，有助于评估中国在多大程度上扭曲了全球经济。

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国家在世界出口中的份额，大体应当与在世界低技能劳动力中的份额一致。即便各国技术和生产率相近，两者至少不应严重背离。

21 世纪初，在所有中低收入国家中，中国的低技能劳动力份额与增加值出口份额大致相符。此后，两者明显分化。

2013 年至 2023 年，中国的增加值出口份额保持在约 64%，而中国的劳动力份额下降了 3 个百分点。按照这个基准，中国的“超额”出口占全球中低收入国家出口总额的比例，从 33% 上升到 36%。

规模相当大。在服装、纺织品、皮革和鞋类领域，这种超额在 2022 年相当于约 1100 亿美元增加值出口。

我们估算，所有低技能行业的超额增加值出口在 2022 年超过 3550 亿美元。这一出口空间本可以在较贫穷经济体支撑数千万个制造业岗位。

2022 年之后的增加值数据尚未公布，但截至 2024 年的总出口数据呈现类似趋势。

与过去相比，也能看到当前扭曲的规模。

当今天的富裕国家处在中国当前收入水平时，已经把更多低技能制造业空间让给了其他国家。在按收入水平调整，并考虑到运输成本和贸易壁垒下降使商品如今更容易贸易之后，我们计算出，发达经济体在中国当前人均 GDP 水平时，在可比行业中的全球出口份额约为 8%。中国今天的份额要高得多，达到 27%。

这一差距乘以当前全球总出口，意味着中国在服装、纺织品、皮革和鞋类这四个劳动密集型行业中的超额出口约为 1400 亿美元，接近根据低技能劳动力份额估算出的 1100 亿美元。

因此，两种非常不同的比较得出了同样结论：中国在低技能制造业中的持续主导地位，在历史上并不寻常，并且具有重要经济后果。如果中国挤压有所放松，按比例计算，收益最大的可能是撒哈拉以南非洲。那里目前低技能出口仅约 120 亿美元。

如果这个地区的国家在全球市场中拥有更多空间，同时实行更好的国内政策，例如放松经济管制、降低经商成本和风险，就可能把这类出口提高数倍。东亚和南亚经济体也可能获得很大收益，低技能出口可能增长 75% 至 175%。

中国并不能用来解释较贫穷国家错失的每个机会。国内约束依然极其重要。但中国的主导地位压缩了较贫穷国家可以选择的可能性，使它们更难规划可靠的前进道路。

中国挤压对中低收入国家的影响太大，不能轻易忽视。但成因同样重要。

如果中国的主导地位反映的是提高本国生产率的真正成就，包括规模、物流、自动化和管理质量的提升，以及激烈国内竞争带来的进步，那么较贫穷国家应当通过提升自身竞争力来应对当前局面。

如果这种主导地位反映的是补贴、金融压抑或汇率扭曲，那么这就是对全球贸易体系的打击。

即便中国工资大幅上涨，主导地位仍然持续。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的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工资如今远高于多数竞争国，并且仍在上升。在服装行业，中国年均工资约为 1 万美元，约为孟加拉国的五倍，印度的四倍。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这样的工资差距本应让低工资经济体在全球出口蛋糕中切下更大份额。但现状并不是这样，即便在劳动力成本优势早已消失的行业，中国依然强大。

一种可能是，中国的生产率优势足够大，足以抵消工资劣势。

中国工人可能每天工作 15 个小时，中国企业则受益于自动化、深厚的供应商网络、密集的产业集群、世界级物流体系，以及能够以惊人速度扩大生产的生态系统。

这些优势是真实存在的。但要区分真正的竞争力和政策扭曲，需要细分到企业层面的生产率、工资、补贴、信贷、所有制和出口表现数据。

十多年来，中国以外的研究人员基本无法获得这类数据，因此很难作出严肃诊断，包括评估自动化的影响。

产业政策是另一种可能解释。长期以来，中国一直通过补贴、定向信贷、政府采购做法和地方政府支持来强化制造业。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联储的研究显示，中国把补贴更多投向高科技行业，而不是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

这或许有助于解释中国在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电池板和无人机领域的成功。但较难解释中国在服装、鞋类、玩具和基础组装领域的长期主导地位。

剩下的解释就是汇率。几位分析人士认为，人民币仍被低估 15% 至 25%。中国的外汇干预与在低技能商品全球市场中的份额走势一致：2013 年至 2018 年，中国全球出口份额下降，与维持人民币相对疲软的干预频率下降同步；此后，中国全球出口份额上升，干预并操纵人民币的倾向也随之上升。

如果人民币被人为压低，效果就相当于对中国出口商提供普遍补贴，同时对外国生产商征税。这会让中国商品在全球市场上更便宜，也让外国商品在中国更昂贵。正是这种组合维持了中国挤压。

北京的利好

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纠正中国挤压？

贫穷国家或许会向其他贸易伙伴寻求帮助。例如，欧盟和日本可以与较贫穷国家谈判并深化自由贸易协定，让它们获得更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从而部分抵消中国的优势。

大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向中国施压，要求它解决人民币被低估的问题。

遗憾的是，中低收入国家对中国的谈判筹码有限。毕竟，即便面对华盛顿要求开放市场的压力，北京也相对不为所动。川普曾因中国威胁限制关键矿产出口，而放弃对中国征收高关税。

因此，任何纠正措施都必须来自中国自身。

如果中国正确判断出美国已经成为不可靠、不稳定的霸权国家，就可能会认为，自己有必要提供一种替代华盛顿的选择，成为能够帮助防止国际贸易秩序崩溃的行动者。

但这将要求中国放弃伤害较贫穷国家的行为。中国已经采取了一些有益的象征性措施，放弃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原则上，这会让中国更难向本国企业发放补贴。中国还降低了对一些较贫穷国家的关税壁垒，但必须也能够做得更多。

例如，中国可以对所有发展中国家输往中国的劳动密集型进口商品实行免税准入。

一个更激进的选择，是在努力提振中国国内消费的同时，进一步补贴来自贫穷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商品进口，让进口商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得补贴，再以更低价格传导给中国消费者。

至少，中国不应阻碍有价值专业知识向其他国家转移，就像 2025 年北京向制造商富士康施压，要求从印度召回 300 名经理和工程师那样。

在贸易之外，中国可以主动鼓励本国企业家到最具潜力的贫穷国家设立制造工厂。

这将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形成互补。“一带一路”是庞大的投资计划，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和大宗商品上。即便在汇率问题上，如今也可能出现一个窗口。长期以来，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一直对美元的金融主导地位感到不满。由于美国的行为以及外界对美国制度可靠性的怀疑加深，这种主导地位正在削弱。

对北京来说，现在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是合理选择。这将带来真正成本，包括推高人民币汇率，并可能伤害中国出口。但也可能带来更大的回报：获得真正挑战美元主导地位的机会。而纠正人民币低估，会给贫穷国家带来许多正面溢出效应。

这些措施合在一起，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后果，主要是冲击中国低技能出口。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会给北京带来好处。如果中国领导人想更多承担全球领导者的角色，就必须明白，领导力并不只是通过支配来实现，也要通过帮助其他国家崛起来实现。

要真正利用美国霸权衰落带来的机会，中国不仅必须把自己与当下这个保护主义、反复无常的美国区分开来，也必须摆脱自身重商主义的过往记录。

本文刊发在外交事务杂志，作者肖米特罗·查特吉（SHOUMITRO CHATTERJEE）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国际经济学助理教授，同时也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非驻会学者。阿尔文德·苏布拉马尼安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2014年至2018年，他曾担任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他与德维什·卡普尔合著了《人类的六分之一：独立后的印度发展历程》一书。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确认其中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