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大3月通过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在7月1日实行，当时官方解释文件，主要指该法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事务的重要思想”，人权组织（Human Right Watch）随即警告，这项法律将被用来强化官方意识形态，尤其针对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包括剥夺他们的“母语”，另外亦会提高“境外的控制”。
一方面，这部法律当然是为了让习近平能更进一步推行以“同化”为特征的民族政策，例如其中确立了所谓的“中华民族共同意识”，便包括必须在可见的公共设施、建筑和旅游景点“建立和突出具中国文化的符码”。以及像是第40条规定，在婚姻方面，“当局应促进风俗习惯的转变，确保文明进步”；第44条则要求企业和公共机构，举凡各式协会、基金会和宗教组织，皆有义务动员宣传中共的意识形态。
过去，图博人（西藏）已被严管不得倡议语言（图博／藏语）权利；未经国家许可学习《可兰经》，也会被归为“意识形态病毒”，从今尔后，中国非汉人民族（包括内蒙古）的处境相信只有愈压抑。因而在这部法令即将正式上路前，已多有流亡海外的图博人、维吾尔人疾呼反弹，不忍家乡亲友从此要生活再更不自由的环境。
很清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本质就是一部针对人类自由限缩，官方插手范围扩大的“退步法”，尤其和美国上世纪民权运动所倡议，在追求民族团结与民族永续时，应是“以品格”去评判公民的精神大相迳庭。
最重要的是，它还特别强调了“境外的控制”。简单说，现在中国对内管控已堪称“完备”，尚“不受控”者多在海外，以及台湾。若回顾2005年中国通过“反分裂国家法”、2015年“国家安全法”之后逐一发生的事，我们就不难预判接下来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
诸如，“反分裂国家法”、“国家安全法”通过后，2024年遂有台湾社运人士杨智渊遭中国政府以分裂国家罪判刑9年；2025年，再有台湾出版社编辑富察，因“在台湾出版的书籍”被中国冠上“煽动分裂国家”罪名，遭判三年监禁。然后是同年，中国透过国际刑警组织对沈伯洋发布通缉，成为追缉境外“台独顽固份子”首例。
于是，在这一连串从立法、抓人到通缉等作为，很快引起了国外学者注意，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弗雷曼率先提出警告，认为中国20年来（从2025年“反分裂法”开始）针对台湾（人）所建构的法律战，已逐步启动，且手段也愈来愈清晰。
过去几年中国所为，就是把原本对内的胁迫，不断试图延伸到台湾人身上。一开始，中国先大肆“争取遣返”海外犯罪被捕的台湾人回中国受审，过程已被当成破坏台湾主权的有效工具。到以思想入罪的杨智渊、富察（李明哲、李孟居情节“殊途同归”），确实证实了弗雷曼的警告不容轻忽。
2024年6月，中国发布了正式、针对“台独顽固份子”的起诉指导方针，以为更广泛的执法制定程序框架，同时再利用超过60个国家与中国签订涵盖政治犯罪的引渡条约，声称任何支持“台独”行为的人都是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欲对台湾海外公民施加压力，仿佛中国法律有凌驾台湾法律之上的权威。今天，如果说“反分裂国家”的指控，已基本上适用于民进党的任何成员和支持者、亲近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作用，就是对更广泛的台湾人开铡，而中国对台湾（人）法律战的每一步，也都只会比前一步还具胁迫性。
今年4月，弗雷曼再次撰文警告，在任何中国对台军事升级之前，法律战都会先行加剧，所以，如果想要了解台湾危机最有可能从何处爆发，与其花时间研究中国两栖舰艇的数量（弗雷曼指的是美国），实则应多花时间去研读中国的法律条文，因为较之军事威胁，应对中国的法律战更是刻不容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