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晚年“武统”台湾 或只有一种情况？
时间:2026-07-01 19:22来源： 未知 点击: 次

血气比较抽象，从现代的角度而言，则是更为明确有征的睪固酮（testosterone）。 虽然男女体内都有睪固酮，但是男性可能高出女性十倍之多。 睪固酮水平会随着年龄而变化，男性进入青春期之后，睪固酮分泌量会急剧增加，直至成年后（25岁上下）达到最高峰。 之后便随着年龄增加逐渐降低，平均每年下降1%至2%，75岁以上男性血液中睪固酮的平均比年轻男性低约35%。 不过到了中年，男性和女性的睪固酮的差异降低，女性进入更年期，随着雌激素下降，其睪固酮相对水平反而升高。

睪固酮不只是一种性激素，可能也与人类的暴力行为相关。 例如有研究认为，男性睪固酮水平在结婚和为人父前后几年显著下降，而在离婚前后几年急剧上升，这或许可以解释这段时期家庭暴力的差异。 而随着男性年龄增长，睪固酮水平下降，他们的攻击性往往会降低，更少表现出支配行为，也较不倾向于选择高风险的行为（例如发动战争）。

从这个角度而言，就像孔子所说：“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 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独裁者成年之后，随着年龄增长，应该降低其暴力倾向与高风险行为，更不可能发动战争。

不过多数研究认为，睪固酮高低和暴力等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高。 比如男性睪固酮会随着时间和季节而变化，通常在早晨最高，在晚秋和初冬最高，而在晚春和初夏最低，这也影响了8月和9月是婴儿出生高峰期。 但是这和战争发动的时间并不吻合。

大型后设分析（Meta-analysis）显示两者关系微弱且充满条件性，也就是必须在很多条件下，才可能找到某些相关性。 比如说不是所有高睪固酮男性都有暴力倾向，只有本身具备“高支配欲”或“低自制力”特质的高睪固酮男性，才有较显著的攻击行为。

而且有些研究发现，睪固酮与行为是双向的。 男性在竞争中或主导地位受到挑战时，体内的睪固酮会急剧飙升; 但是，长期处于稳定高位的“掌权者”（Alpha male），其日常基底睪固酮往往比挑战者更低而且更加平稳。

没有人能完全预测习近平宣布不放弃武力犯台以及下令解放军2027年做好进攻台湾军事准备的真实意图。 （法新社）

奥尔森的盗匪理论

与上述说法相对的，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奥尔森（Mancur Olson）的盗匪理论（Bandit Theory），对于这个议题具有深刻启示。 以盗匪理论为基础稍加修正，可以对独裁者年纪与发动战争之间的关系，提供有意义的见解。

想象某地有两类盗匪，一种是四处打家劫舍的流寇（roving bandit），另一种是占地为王的强盗（stationary bandit）。 即使两批盗匪完全自私自利，不顾百姓的生活，他们的行为也会有重大的差异。

流寇打家劫舍后便离去，因此其在意的是短期利益极大化，不会在乎百姓被强取豪夺之后如何生活，结果便是竭泽而渔，摧毁地方生产力，人民因而完全失去生产诱因，因为生产出来的商品，不久之后，就会被流寇洗劫一空。

占地为王的强盗则不同，在其地盘内，如果像流寇一样洗劫一空后回到山寨享受，下次再来打劫时就会发现，当地居民已经一穷二白，没有多余的东西可供打劫。 因此，为了强盗自身的利益，他们会追求长期、可持续的利益极大化。

强盗需要从居民身上榨取财货，但是不能大到让他们失去生产的诱因，毕竟越富庶的地盘，才有越多油水可捞，所以他们会希望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 一旦强盗割地为王、定居下来，就会垄断该地的强盗权，只有他们能够抢钱，否则任何积累的财富都将为流寇洗劫一空，所以强盗们会维持治安，并开始设立一套秩序，可以解决居民对于财产的争端与减少生产的障碍。

居民上缴的“保护费”就是的税收，为了让保护费（税收）源源不绝，强盗（统治者）会主动提供公共财（如治安、法律、基础建设）以保护人民生产力，这就是威权或独裁国家最初形成的逻辑。

奥尔森的这个理论可以应用到很多地方，比如说，他猜想民国初年的军阀白狼与冯玉祥便与此有关。 白狼本名白朗，流窜于河南、安徽、陕西等地，他的军队每到一处便疯狂抢劫、烧杀掳掠，随后立即转移。 因为他们不打算久居一地，所以会尽情掠夺，完全不顾及当地的生产力能否复苏。

西北军领袖冯玉祥则不同，定居并且控制河南与陕西等地后，冯玉祥便不再允许手下任意烧杀掳掠，而是剿灭境内包括白狼在内等其他军阀势力，垄断当地的“强盗权”，并将其转化为稳定的“征税”。 为了让税收源源不绝，冯玉祥主动提供公共财，例如修筑道路、种植树木、维持治安、甚至推行义务教育。

虽然有历史学者指出，奥尔森对中国军阀的叙述不完全正确，例如冯玉祥并非真正击败白狼的人，因为白狼早在 1914 年便阵亡，而当时冯玉祥尚未成为称霸一方的大军阀。 但是无论如何，奥尔森的洞见，启发了后来许多思想法发展，其中之一稍加延伸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国家领导人年龄和发动战争的关系。

关键在于执政的时间视野（time horizon）。 对独裁统治者而言，如果年轻就掌握有绝对的权力，预期自己能够长期掌权，那么其表现会更像是定居强盗，因为其个人利益和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密切绑定，所以会采行政策促进国家长期发展，倾向规避巨大风险，不愿发起可能颠覆政权的军事行动，就算采取军事行动，通常也会限定在局部冲突，希望速战速决，不会升级为全面战争。

但是对年长的独裁者而言，可能会因为寿命有限，而不愿意采取长期才能回收的政策，行为可能较接近流寇，希望能够在短期内，榨取最大利益，因此较可能采取高风险行为，例如发动战争。 这种情形尤其容易发生在政权不稳定的年长独裁者身上，因为随时有失去政权的风险，不如发起战争以转移内部矛盾，反正不用负担失败的长期后果。

因此和年轻人血气方刚，好争强斗狠的说法相反，从奥尔森盗匪理论的角度而言，反而是年纪大的独裁者较容易发起战争，或是将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 这也是我们经常听到习近平是否会因为政权动荡，而挑起台海战争，以转移内部矛盾的说法，这种情况，更可能在习近平年老的时候发生。

不对称的成本利益分配

会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领导人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并不一致，奥尔森在早年成名作《集体行动的逻辑》对此做了详细又充满洞见的观察。 他认为小到一个组织、大到一个政党或国家，经常发生成本与利益的分配不对称的现象，无论一个组织或是政党的目标高尚与否，这些目标对组织或政党的人而言，是一种公共财，也就是所有人都能享用。 但是成本的分摊则不然。 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在组织内付出的成本往往无法和其所获得的利益成正比，既然无论付出与否，都能够获得最终达成目标的好处，这些好处只会因为一个人的偷懒而减少一点点，那么一个理性的人的选择，就是“搭便车”：尽量减少个人的付出，但享受达成目标的果实。

国家领导人也是一样。 如果发动台海战争，成功的政治声望与历史定位的好处，都由习近平一人独享，万一失败的话，国家所付出的经济代价与个人生命的损失，主要由中国民众负担，那么这种不对称的成本利益分配，就可能鼓励习近平冒进。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注意中共统治基础的原因，因为如果习近平发动战争失败的后果，并非完全由中国民众承担，而会造成中国共产党丧失统治的正当性，造成共产党垮台，这时若习近平为了个人政治声望与历史定位要发动台海战争，就会遭受其他不认同的红色权贵出面反对，因为这些红色权贵也面临成本利益不对称的问题：如果台海战争成功，习近平独享大多数好处， 但是万一失败，红色权贵却要赔上全部的身家，他们可能会因此反对习近平对台湾发动战争。 如同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所提醒我们的，不要把组织内每一个人的成本和利益都视为理所当然，即使同样是红色权贵，万一发动战争可能会动摇其统治根基，他们的成本利益还是可能和习近平不同，而这种缝隙之所在，就可能是光透进之所在，也是身为台湾人，需要理解中国内部政治经济结构的原因之一。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国家领导人发动战争的倾向，与该国的政治体制有关。 奥尔森为此提出了“共善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的概念。 所谓的“共善利益”是一种包容式、全面性的利益，在这里我们指国家领导人的利益，和国家多数民众利益的重合程度。

在民主国家中，民选总统因为权力基础十分广泛，与整个国家社会的利益高度重合，属于高共善利益，此时领导人发动战争失败会立即遭遇民意与反对党的强大反弹，因此行为会极度谨慎，不会贸然发动战争。

不对称的成本利益分配，可能鼓励习近平冒进。 （法新社）

但是在独裁国家或极权国家中，当领导人仅代表少数寡头集团或军事菁英的利益时，其利益和国家社会的利益差别很大，属于低共善利益。 这时领导人不需要对全体国民负责，这时只要发动战争，就可能会对国家经济造成严重伤害（如遭受国际制裁），更不用说万一战争失败，可能会让国家遭受毁灭性打击，但是只要能满足少数人的利益，领导人依然可能会选择挺而走险。

分析至此，我们不难发现，国家领导人的年龄与发动战争的关系，还受到国家体制的影响。 盗匪理论之所以更适用于中国这类的极权国家，与习近平这类的独裁者，是因为他们的共善利益低，较可能因为私利从事发动战争等高风险行为，较少受到国家权力体制的制衡之故。

不过要注意的是，一个统治者究竟是“流寇”或是“定居强盗”，并不是固定的分法，也不是在一个独裁者统治的所有地区，都可以清楚的以“流寇”或“定居强盗”加以分类，可以随着时间视野与共善利益而改变。 一个独裁者可以此时是定居强盗，但是明天变成流寇; 或是统治两个地区，对A地的人士是流寇，但是对B地的人却是定居强盗。 听起来有点复杂，但是我举一个蒋介石的例子，读者就可以清楚理解这个概念。

1938年6月，发生了举世震惊的黄河“花园口决堤事件”。 当时蒋介石为了阻止日军沿着陇海铁路西进武汉，下令炸开黄河大堤，导致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形成大规模黄氾区，造成数十万平民溺毙、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表面上来看，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是一个要长期执政的“定居强盗”，为了长期利益，应该不会竭泽而渔，那么为什么会对自己统治下的人民与土地，进行如此毁灭性的破坏？

定居强盗之所以愿意提供公共财、保护人民，是因为其预期自己能够在此地长期收税，但是1938 年徐州会战后，日军攻势猛烈，国民政府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 如果武汉与西安失守，国民党政权的生存基础可能丧失。

这时对蒋介石而言，他对河南、安徽、江苏等地的“时间视野”瞬间归零，他在这些地区的角色也在一夕之间从定居强盗变为流寇，因此宁可亲手将这片土地彻底毁灭，也绝对不将资源留给日军这个竞争对手。

从共善利益的角度来看，这些地区和蒋介石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利益不对称问题。 对蒋介石而言，国民党政权的核心利益是“中央军主力存续”与“陪都重镇（武汉、重庆）的安全”，这是他们未来翻盘的资本，这些地区的利益和他个人的利益高度重迭。 相较之下，河南、安徽基层农民的生命与财产，并非核心利益，成为可以为保护核心利益而牺牲的“边缘利益”。

蒋介石透过人为制造的黄河决提，阻绝了日军机械化部队长达数年的西进路线，保全了大后方基地的安全。 所谓的“以空间换取时间”，本质上是跨区域的财政（与生命）移转，花园口决堤是蒋介石战略的代价，那些被牺牲的农民与居民，和蒋介石只有极低的共善利益，榨干其价值、毁灭其生产力，才能用来巩固蒋介石在四川、重庆等后方的定居强盗美名，因为这时他和后方才是高共善利益。 他可以对一地是慈父，但对另一地是暴君，就是这个缘故。

从这个角度而言，和孔子的说法相反，独裁者年纪越长，如果缺乏子嗣继承其位，反而更可能冒险发动战争。 那么究竟哪一种说法比较有道理呢？ 不幸的是，研究的结果似乎并不统一。 在Michael Horowitz，Rose McDermott和Allan Stam的实证研究中，他们发现领导人的年纪越大，越可能发动军事冲突。 但是在Andrew Bertoli、Allan Dafoe与Robert Trager的研究中，却发现领导人年纪越小，越可能发动军事冲突。 也许还需要等待未来有更多的研究，才能清楚厘清结论。

从理论与历史资料可以得知，独裁者虽然年纪大了之后，都喜欢以“慈父”的形象自居，但是否是“慈父”更仁慈，恐怕难以简单判断。 无论习近平企图塑造的形象有多慈祥，仍然不能排除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发动战争侵略台湾的可能性。 没有人能够完全预测他宣布不放弃武力犯台以及下令解放军在2027年做好进攻台湾军事准备的真实意图。 的确有很多因素可能让习近平无法进攻台湾，例如国际制裁、美日介入、解放军缺乏两栖登陆的能力等等，但是理论告诉我们，不该轻忽习近平在生命晚年发动战争的可能性。

※作者为作家，INSEAD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