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我给高善文打了一通电话。当时习近平已进入第二个任期，外界对北京方面迟迟未能推进国企改革大为失望，这种情绪逐渐发酵为一种近乎警觉的不安。
习近平上台时曾承诺，要让市场在中国经济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然而多年过去，国有巨头依然臃肿，依然享受补贴，依然在获取银行信贷时享有绝对优先权。彼时正处在美国总统川普首个任期的中期，美方对中国国企由此获得的不公平优势日渐不满。我想知道，为什么改革迟迟没有到来。
高善文给出的答案让我至今难忘。他告诉我，国有企业是“共产党的双腿”。人不可能砍掉自己的双腿。高善文说，正因如此，习近平才始终将国有部门作为其经济模式的核心支柱，国企与民企之间的界限非但没有变得清晰，反倒不断模糊。
7月7日，高善文因T细胞淋巴瘤病逝，终年55岁。中国媒体报道了他的病情；他身边的人则向我讲述了他持续一年多的抗癌历程。
高善文最后一次成为新闻焦点，是因为他说出了真相。2024年12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在华盛顿举办了一场论坛。会上，时任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公开道出了许多中国经济学家只敢私下耳语的判断：中国GDP的实际增速可能还不到官方数据的一半，或许在2%左右，而非北京方面声称的近5%。
他甚至进一步质疑，中国高层是否有意愿兑现其反复承诺的刺激措施。正如我当时所报道的，这引发了习近平的震怒。北京方面每年都会设定一个年度增长目标，通常在5%左右，而且年复一年，最终公布的数据几乎都能精准达标。习近平下令彻查此事，我后来得知，调查由他的办公厅主任蔡奇立即执行。高善文随后被禁止公开发言。他原定举行的一场大学讲座也被突然取消，对外给出的理由是“行程冲突”。
我当时并不知道高善文的健康状况已经开始恶化，除了他最亲密的圈子，外界对此也一无所知。他曾向身边的人提到，自己差不多是在受罚的同一时期开始出现症状的。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他仅公开露面过一次，那是在2025年9月北京大学的一场论坛上，他发表了一段低调的视频讲话。同年11月，他从国投证券辞职。12月，他被正式确诊为癌症四期。
我认为任何人都不能、也不应该在共产党的处分与罹患癌症之间建立直接的医学联系。但这种巧合令人唏嘘：一个因坚守真实数据而受到惩罚的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被剥夺了公开发言的权利，病情在沉默中不断恶化。
尽管如此，中国社交媒体上依然涌现出大量悼念之词。在小红书上，一条引起广泛共鸣的评论称高善文是“一位罕见的敢说真话的经济学家”，并感慨如今“只剩下‘乐观’的经济学家了”。
迄今为止，网管机构对这类言论大多放行。这仿佛是审查人员无声的表态，折射出中国普通百姓如今对官方统计数据、以及敢于质疑数据的人的真实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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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界的一些人将他比作该领域的诸葛亮。诸葛亮是公元三世纪的谋略家，神机妙算的美名在中国民间传说中传颂了千百年。人们之所以信任高善文对经济的解读，恰恰是因为他更在乎自己的判断是否准确，而不是说些让人安心的场面话。
三十年来，高善文对中国经济的解读，比官方所容许的更清晰透彻。从中国央行到光大证券，再到国投证券，他的研究报告总能以极少数经济学家方可企及的方式左右市场走势。他对资产价格周期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对党的“双腿”的判断也是正确的。他对GDP数据的判断同样正确，却为此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付出了禁言的代价。
北京方面似乎无意改变发布经济增长数据的机制。自高善文受到处罚以来，针对那些被官方斥为“不专业”的经济学家的噤声行动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有加速之势，监管机构更是频频警告券商，要求分析师保持“乐观”。然而，高善文关于党的“双腿”的那句老话，依然比任何宣传指令都更能说明问题：一个连经济真相都承受不起的政府，永远不会改变其运作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