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0.5已经算好的了，还有很多学校去年还在招人，今年就没有名额了。李欣妍打听了不到10所学校，其中有4所明确发来回信，“你的条件非常优秀，但我们学院今年没有名额了”。在面试前就得到拒信算是幸运的。李欣妍有个朋友，过了学院的面试，已经开始排课了，结果学校临时抽掉了学院的名额，“又得重头来过，再找工作”。虽然名额在减少，但候选人却在指数级增加，有主动联系李欣妍的院长告诉她，“往年学院只能收到十几份简历，今年却收到了五六十份”，意思是，“我们也很抢手，我现在看中你是你的荣幸”。

　　找工作的过程里，李欣妍不断被就业市场震惊，进入高校的门槛越来越高。首先，今年发文章的要求直接翻倍了。她打听的一些学校，去年只要一篇顶刊就有面试机会，今年变成了两篇顶刊。她发过5篇SSCI，其中3篇是顶刊，全部都是一作，之前进一些学校并不难。但今年，她接触的一所发达地区的211，不仅要3篇顶刊，还要求包括1篇中文顶刊，她被刷出去了。

　　编制也是高校拿捏求职者的筹码。李欣妍学会了很多招聘“黑话”，员额编、控制总量编、考核后转编……像是报菜名，“各种各样的编，总结下来就是不给编”。

　　与此同时，博士还要和博士后一起竞争。李欣妍总共参加了两个面试，其中一个面试的竞争者几乎都是博士后。“大批的博士找不到工作，入站博后，博后出站又找不到工作，还是进来和博士一起卷，就像一个涌动的绞肉机一样。”

　　李欣妍经常听一种说法，“找不到工作就先去当个博后”。她有一个师姐，毕业两年依然没找到合适的工作，今年打算入站做博后。和她一同进站的博士很多，出站的人劝她，“还是收拾收拾考编考公务员吧”。

　　博士后原本代表着更高的学术追求，这一制度的意义是帮助博士毕业生完成从“学生”到“独立研究者”的转变。但如今，科研流动站仿佛变成了短期找不到工作的博士生的安置处，“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出来后面对的依然是收紧的就业市场”。

　　985生物学博士王思萌刚刚经历了一场“压死骆驼”的面试，面完以后“整个人都不好了”。面试的时候她才了解到对方要招的不是自己这个专业的，且对方全程没有开摄像头，只有她对着两个头像输出。面试完对方还给她“上课”：“你看你今天这个表现，我大概知道你为什么一个offer都没有了。”

　　在此之前，她已经经历了几场不太好的面试。这根“稻草”让她彻底失眠，“凌晨1点睡，三四点就醒了”。

　　王思萌也报了很多大专，有个学校甚至要40多人争一个岗位，“候选人还有很多工作了好几年的博士”，她想到夸张的报录比，干脆放弃，“面了也是白面。”她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一种灾难性思维，还没开始就感到气馁。读博时，她每天都在忙实验，卷论文，博四一学期只休息了一天，累到一身病。她一直以为只要文章好，就能进高校当老师，对外面的世界没有觉察，直到投出的简历都石沉大海。

　　曾经有一个学校看到她的简历后主动联系了她，但提出的要求让她觉得匪夷所思，“要求近期再发文章，挂上他们学校的名字，帮学校拿资金。这怎么可能？他们可能想的是，现在工作这么不好找，我给你提供工作，已经对你很不错了吧？”

　　时至今日，王思萌有点赌气地概括自己读博的原因，“因为懒，懒得找工作，才会一条路走到黑，一口气读到博”。和她同期毕业的同学大多数都决定进站当博后，她用同样的逻辑推测，“可能都是找不到工作，懒得找吧”。

　　但除了早早确定做博后，和在就业市场里徘徊碰壁以外，很多博士生似乎正处在第三种状态：飘着。飘零在就业和博后之间，而这种飘零状态在文科博士中尤为明显。

　　孙怡然在一所211院校读戏剧影视学方向的博士，原本应该今年毕业，但出国交流一年耽误了论文进度，选择延毕。今年6月，她回校参加毕业典礼时，辅导员告诉她，今年有20多个同学毕业，只有2个人拿到靠谱offer，迄今拿到offer的也不到5人，其中1个又回到了读博前的原单位。

　　“其他人都在等待，也不知道在等待什么。”

　　这两年，飘零的博士正在增加，而未来，也许会越来越多。

　　2017年，“双一流”建设正式启动，各高校开始扩大博士招生，纷纷将博士培养规模作为冲击“双一流”的重要筹码。博士扩招的拐点出现在2020年，教育部宣布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适度超前布局”。博士招生人数一举突破11万人，增幅超过10%。

　　从那以后，扩招的步伐变得更快，2025年，博士招生人数首次突破20万人。根据教育部的数据测算，2010年到2015年间，我国博士招生总共只扩招了1.1万人，而当前的博士招生规模是2010年的将近3倍。2025年初，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进一步明确：到2035年，继续扩大研究生尤其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规模，提高专业博士学位的占比。

　　不断扩大的博士生规模的另一面，是极其有限的高校教职岗位。2023年，中国民航大学法学院教授刘胜军曾估算，全国高校可以提供的就业岗位只有3.5万个左右，这还包括面向硕士和本科的辅导员岗位和其他行政后勤岗位。

　　而2024年的博士毕业生有9.72万人，2025年有11.29万人，2026年毕业人数目前还没有披露，但预计会继续增长。也就是说，自2025年起，每年会有超过10万人涌入一个只能吸收3.5万人的就业市场，还要与上一年没找到工作的人、博士后、海归博士同台竞争。扩招后毕业的博士，将面临严峻的就业挑战，要想避免陷入飘零状态，只能不断降级预期，寻找出路。

（示意图）

　　“究竟还要多努力才行呢？”

　　为了博士毕业后能有好的出路，很多博士都曾是“卷王”。

　　李欣妍连读博的机会都是费尽心血才得到的。2020年，硕士毕业的她没能申请到国内顶级高校的博士，工作两年后申请到去韩国读博的机会。那时候韩国博士还没有被“水博”的名声影响，她进的也是一所头部院校，打算全力以赴，为自己争一个更好的明天。

　　在国外读博其实并不容易。很多本地的学生早在研究生阶段就定好了导师，留学生因为不了解只能盲选，而且很多老师也不愿意带留学生，学校里有很多留学生直到写毕业论文之前都没有导师指导，“满足毕业条件的两篇文章只能自己摸索着来写”。

　　但李欣妍不能就此草草毕业。学院里有一位履历资深的教授，相当于学界的奠基人，李欣妍想当她的学生，可教授快退休了，也不想带国际生，直接拒绝了她。李欣妍想办法跟教授拉近距离，创造交流机会。她打听到教授平时常去做社区活动，有段时间，活动的钢琴师刚好有事不能弹琴，李欣妍抓住机会去替班。她只在幼儿园学过两年电子琴，只能白天上博士课程，晚上在家自学简单的曲子，“一有活动就赶紧去”，弹了差不多一个学期，教授终于被她打动，同意带她。

　　读博前，她也就正式学了半年韩语，所以读博第一年，她需要在陌生的语言中听懂艰深的专业课程，只能逼着自己加速学习，一年下来，瘦了20斤。她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发更多文章。为了达到目标，3年寒暑假，她都没有回过家。她还记得赶毕业论文的时候，每天去24小时咖啡厅写到凌晨三四点，然后踩着化了一地的雪和泥回家。论文审查期间，怕连续熬大夜受不住，一边打“大蒜针”（营养针）补充体能，一边继续“肝”，以此换来5篇论文，3篇顶刊的成绩。

　　“也许每个人回望过去，都会觉得自己有需要再提升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起码在读博的3年里，我把自己能尽的所有努力，都做了。”

　　卷到头了的李欣妍，如今必须直面新的就业环境。现在，即便是她几年前想要逃离的大专，也不那么好进了。

　　李欣妍对5所本科学校感兴趣，如果放在去年，以她的履历都能进。但今年除了明确拒绝的，还有学校直接不回信息，“稍微稳点的就只剩第5志愿了，属于当初去雍和宫都没求过的志愿”。

　　选择读博的人，多少都曾认为自己是擅长读书和走学术路线的人。在学历这条路上卷到头，然后进大学，当老师，曾经是一条清晰且体面的道路。但现在，这条路的尽头，是淤积的求职者和看不清的出路。

　　在很多博士生眼里，就业方向有一条明确的鄙视链：最优选是公办的高校，985、211、双非本科；其次是公办大专；再次是事业单位或者公务员；最次的一等是民办高校。

　　如今，很多博士生挣扎在飘的状态，只能一边降级预期，一边自我怀疑。

　　“我是不是太贪了呢？”王思萌最近总会产生这样的怀疑。她原本以为自己的条件不算差，导师是院士，在大实验室里，她的成果和文章也算上游。她想找个离家近点的高校当老师，学校不用太好，最好能稍微轻松一点。如果放在4年前刚读博时，这个目标还算合理，可如今，似乎“要得太多了”。

　　从3月初开始投简历，一直没有着落，直到一个二本院校的招生老师明确跟她说，“你的简历算是中下游的”，她终于认清：以她的简历，本科是进不去的。

　　开始找大专工作，也并不顺利。大专和本科高校的人才培养逻辑不同，更注重培养实用性技能，对老师的要求也会相应发生变化，但王思萌读博期间做的都是基础研究，“进大专根本用不上”。

　　王思萌是山东人，从小就对高学历有执念，本科后立马硕博连读，一年也没有浪费。读博4年，几乎一刻也没松懈过。

　　导师实行放养制度，平时很难找到老师，她只能在网上找视频、看文献自学。4年里，她几乎每天早上9点多就到实验室，直到半夜12点才回宿舍，“节假日基本都在实验室值班”。即便是难得的休息时间，博后师姐也经常半夜打来电话，王思萌就要立刻到岗。

　　最崩溃的一刻是去年元旦，那是她一学期中唯一可能休息的一天，却被叫回实验室。在空荡荡的教学楼里，她突然又委屈又生气，开始全身发抖，喘不上气，手也抽搐成鸡爪手，“那一刻真想直接买票回家，不念了”。

　　身体也变得越来越差。原本，王思萌生活规律，奶茶零食很少碰，可读博以后，经常熬夜，吃饭也不规律，每天得喝好几杯咖啡撑起精神。慢慢的，王思萌得了胃病，有大半年都在吃胃药，“光是肠胃炎就进了两次急诊”。

　　熬到毕业，已经用尽全力，可还有更严峻的现实需要面对。这段时间，有个问题总是在她的脑袋里转，“究竟还要多努力才行呢？”

　　可也许，即便一个人再努力，也很难追上迅速变化的时代。

　　曾在半导体方向读博的许则明对此深有体会。他2020年毕业时入职了一家事业单位。这两年，他经常帮领导招聘，筛选简历，发现原本博士才发的顶刊论文，如今有些研究生就已经手握好几篇了，“放几年前，都达到博士毕业的条件了 ”。

　　许则明的一个同学打算进高校，刚毕业时就和学校商定：到国外做两年博后回来入职。结果才一两年的时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同学博后归来，学校不收了，到现在依然飘着。许则明刚入职一年多时，也曾有日本和加拿大的高校抛来橄榄枝，找他去做科研，他那时很心动，可是考虑到现实问题，还是放弃了。

　　他庆幸的是选择了留下，否则以他的简历，今年一定进不了现在的单位。

　　飘在理想和生存之间

　　更多时候，飘零可能不只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心态，即便已经找到了工作，或者还没面临找工作的博士生，心也一直飘着，难以找到确切的落点。

　　那些工作后离学术渐远的博士生，会忍不住想象那条没能坚持下去的科研道路。许则明入职的岗位只招博士生，但事实上，博士期间学习的知识，只有20%会用到工作中，他刚毕业时觉得没关系，可工作后心里不免遗憾。尤其是拒绝日本和加拿大高校的工作机会后，科研好像变成了心里的一道坎。许则明很满意现在的工作，但每当刷到朋友圈里在国外做研究的同学，心里总是会生出一种混合着后悔、惋惜的复杂情绪，“原本这样的生活也可以是我的”。

　　进入行业内工作，不只是道路选择的不同，学界和业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逻辑。在漫长的求学生涯里，许则明学到的是寻找、探索并解决新的问题。但在工作中，发现新问题的代价是很大的，他经常会和领导提出自己的发现和建议，但很多时候，领导都会拒绝。生存逻辑的差异也许就是无力感的来源。许则明总是忍不住去想，“国家培养一个博士，如果最后80% 都浪费掉，只拿20%回报社会，我觉得是浪费的”。

　　各个层级的人压力都在增加。许则明有一个学长在上海的一所985高校当教授，原本他有好几个助手，但现在一个助手都不招，有活就自己干，干不完就分给学生，“多招一个人就得多养一个人，就得多交很多钱”。以前他们经常会一起吃饭叙旧，这两年，学长没时间聚餐了，偶尔聚会也会花很长时间诉说压力，“心态完全变了，整个人好像很麻木”。

　　根源在于科研经费减少了，有一部分的科研经费来自企业，而企业的钱也在变少。许则明所在的公司会专门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和高校合作，支持高校科研。原本，一个科研项目都是百万级别的资金，可现在就只有二三十万元了。

　　再往回倒推，会发现学术路上的每个环节都被异化了。博士扩招的结果或许是，很多人离真正的学术越来越远。

　　李之恒是一所985高校的化学直博生，一开始就是为了以后能从事科研才选择直博。他觉得自己很理想化，可如今的学术环境，似乎不再纯粹了。

　　最幻灭的瞬间出现在今年上半年，4月开始，曾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攻读博士的耿洪伟开始连续公开举报多所985高校的院长级学者论文造假‌。

　　他在博士读到五年级时选择退学，转型做全职科普博主。他曾质疑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团队在《自然》发表的论文存在数据异常，同济大学调查后确认学术不端属实，‌免去其院长职务并降岗两级。他还举报了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教授团队，涉事高校纷纷启动调查程序。耿洪伟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学术造假最大的原因是‘内卷’，一群为了生存的人，进入一个需要学术追求的环境，本身就不适配。这种身份矛盾，是学术造假多的原因之一。”

　　对李之恒来说，耿洪伟仿佛把那层窗户纸捅破了，“潜意识里也知道，造假的成本很低”。这件事像是一个由头，李之恒又想起这几年的“不对劲”，先是有其他学校的同学抱怨，实验台越来越不够用，“原来一两个人用一个实验台，现在五六个人一起用”；再是科研项目结项时开始出现“差等”评级，这意味着研究者拿不到相应的经费，也很可能影响未来的项目申报。而这种“差评”以前不会出现。

　　老师也出现了卷过头的“躺平”现象，经费难找，环境又太卷，干脆就不努力了。以前，很多老师会旁听组会，渐渐地，他看不到熟悉的面孔了，李之恒一打听，“身体都不好了，做了大手术，养身体”；对学术最勤奋的那群人也不卷了，以前很多青年教师雷打不动每天都会出现在实验室，“像人形摄像头”。这两年，也明显不拼了，“一周只来一两天，拿到编制评上了青B（青年科学基金项目B类），就不继续拼了”。

　　这些“不对劲”的感觉汇总起来，让李之恒逐渐失望，甚至产生了放弃科研的想法。

　　前段时间，他开始考虑以后当高中老师，而且联系了母校的老师打听高中的编制，如果有空位还要抽空再考一个教师资格证。

　　导师听到以后，“觉得特别可惜”，一直劝他再想想。当高中老师就相当于放弃科研，李之恒也很不甘心。

　　学术环境变形，不是李之恒一个人的感受。孙怡然也越来越觉得自己读的专业是个“草台班子”。最近专业里一个外校她曾经非常崇拜的学术“偶像”，被爆出学术不端，随后被撤稿。“现在一想，不就是因为她有资源，才能发出那些论文？”

　　当竞争变得过于激烈，攀附导师关系，“萝卜坑”的现象也会越来越集中。发文章要看导师，找工作也要靠导师，这种“功利主义”的蔓延会挤压到系统里的每一个人。

　　晦暝时刻

　　现在的博士，除了要解决未来去哪里的问题，还要面临身份认同上的飘零：一个博士生要如何在“学历贬值”的情况下自处，和过去自己走了20多年的路和解。

　　李之恒曾经把发表的论文当作一种“货币”来衡量自己的价值，但现在，论文的效力正在下降，他也就失去了对自己的价值判断。

　　这是一种令人迷茫的情况：过去20几年的努力好像失去了意义，人渐渐陷入了一种对学历的虚无主义。而对于很多博士生来说，需要面对并解决的也许就是这种虚无主义。

　　李之恒必须找到一种更牢固的、能重新定义自我价值的货币，最常见的衡量方式就是收入。从博二开始，有认识的高中老师找他帮忙，偶尔带带学生，李之恒越干越好，每个月都能赚两万多元。如今考虑工作时，他也自然而然地想到高中老师，这是他最熟悉的赛道。李之恒有些自嘲地想，“可能快钱赚多了，愈发觉得读博没有性价比”。

　　在讨论博士生出路时，最常出现的词汇之一是“沉没成本”：因为读了太多年，投入的沉没成本太多，降级就格外不甘心。

　　王思萌最近经常出现的情绪就是不甘心。她有一个发小，研究生毕业，去年进了山东的一所本科学校当老师。今年她博士毕业也投了那所学校，可编制满了，不再招人。

　　孙怡然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要不断地给身边的人解释，为什么自己还在家里。延毕后，她回了山西老家，身边的亲戚不会夸她优秀，反而在质疑，“为什么读了这么多年，还在读”？还有亲戚想托关系给她找与她专业毫不相关的实习，催她抓紧找工作。她要不断地向亲戚解释：还没博士毕业，博士对口的工作不用实习……到后来干脆破罐子破摔。有次亲戚和她炫耀：孩子大专毕业赚了很多钱，读个艺术生博士有什么用呢？她直接回，“真好，钱分我点吧”。

　　孙怡然刷社交平台，有条评论说“博士是巨婴”，她妈妈气得抓起手机对骂。可孙怡然心里想，“好像也能理解，有时候就像在混日子，还没对社会作出什么贡献”。

　　这其实不是第一次博士扩招。1999年是博士扩招的“元年”，全国招收博士生1.99万人，比上年增加约4900人，增幅达33%。博士扩招是解决很多问题的直接办法，既顺应“科教兴国”的战略，又是对曾经婴儿潮的回应，同时作为人才蓄水池，缓解了就业压力。

　　这也不仅仅是中国面对的问题。美国学者赫布·柴尔德里斯在《学历之死：美国博士消亡史》中描述了美国博士扩招，乃至整个教育系统的变化。他在书中指出，如今的结果是多个环节的变化导致的，在消费者思维、市场流动性、职业地位丧失、技术创新以及人口结构变迁的共同作用下，大学教师早已不复昔日的辉煌。大批学者搁浅在科研的沙滩上，就业市场供过于求，很多刚毕业的博士生们毫无议价权，只能成为兼职教师，幻想成为“终身制教师”。

　　赫布·柴尔德里斯也承认，这种情况很难扭转。大学教师的概念已经一去不复返，“属于它的时代已经过去，这依旧尚待观察。我们正处于大动荡时期，撑不过去的不在少数”。

　　也有人试图改变现状。北京一所大学的文学教授谭耕发现，高校给博士生布置了过重的学术任务，致使一些学生丧失做学术的热情；同时在学术界又有太多人出于功利的目的争抢着发文章，产出“伪学术”，这是学术界正义的缺失。他公开宣布：不再招收博士学生，“我不想培养功利的学生了”。

　　但现实情况也许是，最近这段时间恰恰是很多博士生最远离功利心的时间，在存在主义危机里，他们试图寻找意义，对抗虚无。

　　孙怡然原本一心想做大学老师。她平常追星，经常去韩国看演唱会，可疫情时，韩国去不了，每天都把自己闷在宿舍里写论文，越写越觉得自己脑子有问题，甚至开始对自己生气。光是一篇研究生论文，就逼着自己写了17万字，身体也开始出现问题，“每天都喘不上气，像有人用塑料袋罩住自己，整夜睡不着”。

　　那段时间过后，孙怡然突然像一根彻底松掉的弹簧。她现在完全能接受进入一所民办学校，“如果真的进了（民办），让我就此从文章里解脱出来也挺好”。在社会认可的层面上，孙怡然在一步步降级，但她也许正离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越来越近，“工作和生活不用那么近，可以有私人的空间”。

　　孙怡然还开始做自媒体，她意外地发现，那些与学习有关的帖子流量都很高，突然有种“东边不亮西边亮的感觉，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里尔克曾写下，“我爱我生命中的晦冥时刻，它们使我的感官更加深沉……抚平我内心的褶皱。”飘零的博士们，最终发觉，人或许从未真正走出过“在世界之中存在”的晦暗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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