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成评论文章：7月13日，中共国务院正式发布《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将消费议题首次提升至国家五年规划层面。这一举措迅速引发市场热议，尤其是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并将住房消费纳入政策框架。救内需，中共已经到了有病乱投医的地步了。
这份规划是对“供给强、需求弱”结构性失衡应激回应，因为它仍停留在“稳预期、做文章、加任务”的传统路径上，距离真正触动居民收入、就业质量和分配结构的核心病症，仍然是八杆子打不著的距离。它只是中共内需焦虑下的掩耳盗铃，表面抬升部分数据，实质根本不想也不愿触碰深层制度性硬伤。
规划抬高消费定位：从短期刺激到中长期治理
此次“十五五”规划将消费写入国家五年规划，目标直指2030年社零总额60万亿元，标志著官方已公开承认，前期的以旧换新、消费补贴完全失败，不得不将消费作为中长期治理议题。这其中，住房消费被明确纳入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框架，试图将地产链条从“投资品逻辑”部分拉回“消费品逻辑”。
然而，规划的雄心与当前数据形成的强烈反差，只能证明这又是一波画大饼的炒作。2026年上半年，政府消费修复完输，1至5月社零同比增长仅1.4%，5月单月同比下降0.6%，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更是同比下降5.2%。家电等耐用品消费放缓，内需修复的脆弱性暴露无遗。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出60万亿目标，更像是在需求持续偏弱时，给统计和政策部门指明方向，而不是让居民钱包扩容。
问题不在“想不想消费”，而在“敢不敢消费”
很多人习惯用中国人爱存钱来解释消费疲弱，但这其实是倒果为因。今天的问题不是老百姓天生偏好存款，而是无数家庭被迫把储蓄当作风险防火墙。当就业不稳、收入预期偏弱、住房资产持续缩水、社保医疗教育负担沉重时，防御性储蓄就成为最理性的无奈选择。
上半年GDP各项数据已清晰显示“供给较强、需求偏弱”的结构特征。供给端通过产业政策、科技动员还能维持一定韧性，但需求端却被多重因素卡住脖子。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岗位不足、失业压力增大，导致收入增量缺失；房地产下行则直接导致居民资产存量缩水，中产和中低收入家庭的财富效应消失，对未来资产回报的预期被重新定价。这不仅压制了大额消费和改善型支出，更放大了对长期支出的谨慎。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信心缺失。市场信号不断减弱，民营企业持续受压，企业家面临远洋捕捞式监管、直接抓人、深度查税、催缴社保等重拳打击。不少民企或陷入困境，或选择收缩，企业家要么变成穷光蛋，要么成为阶下囚。公开资讯显示，出口中约70%由央企和国企支撑，民企活力严重受挫。就业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民企招聘、扩张意愿减弱，普通家庭的工资增量自然难以为继。消费的根本前提是稳定的可支配收入和预期，而非口号或补贴。老百姓不是不愿花钱，而是不敢花钱；不是不会花钱，而是缺少持续增量收入。
社会保障体系的薄弱与不公进一步放大了这一困境。城乡居民退休金多年纹丝不动，社保缴纳基数却年年攀升，断保人数已经达到5800万人。政府玩花活、加税罚款的圈钱套路上不遗余力，分配制度的不公平却未触动根本。靠政府兜底早已从“梦想”变成“幻想”。相信未来会改善，就像相信某些空洞许诺一样，往往只换来更多不确定性。居民存款因此成为对冲风险的最后堡垒，而非惯性偏好与民族特质。
住房纳入消费：新叙事还是旧药方？
将住房消费纳入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框架，是这份规划最受关注的焦点之一。它试图给地产链条一个新的政策定位：从单纯投资品转向消费品支撑。这一调整对房企现金流有边际改善看起来潜力多多，如果政府真能配套信贷、按揭、以旧换新、旧房改造等真金白银落地，楼市可能有所好转。
但现实很残酷，重新定位并不是政府出血注资，纳入消费并不等于地产有望复苏。它更多是政策叙事调整和宣传口号，是政治加分，而购买力提升。对居民而言，鼓励改善型住房支出可能推高杠杆率，但改善型住房与年轻人无关，基本都是中年以上人士的购买力，年轻人仍旧是楼市购买力断层。另一方面，中年人改善住房须卖掉小户型，年轻人无钱购买，谁来接盘？这是一条整个社会的生态链，如果居民对未来收入仍不乐观，居民资产负债表修复就是无稽之谈。
居民杠杆趋于越来越谨慎，高储蓄倾向不会因一纸规划而突发逆转。未来五年，住房消费充其量也不过是延缓下滑、按住局部，而难以逆转行业高负债和住房过剩的结构性压力。
对整个内需而言，住房消费新作用的奇思妙想，本质上是试图用地产链条拔高需求曲线的一厢情愿。更大的风险在于不断前置未来需求，后续可能陷入更深的疲弱循环和消费者对未来的彻底失望。
60万亿目标的结构性缺口
60万亿元目标在名义上有一定可操作性，但结构性底盘拉垮，导致目标实现完全不具备可能性。当前消费疲软主要缺口有三大块：收入缺口，就业和工资增量不足，居民可支配收入跟不上目标增速要求；预期口子，房地产下行、就业压力、民企困境、外部环境共同压低风险偏好，储蓄成为理性防御；保障缺口，社保、医疗、教育、养老支出预期高企，家庭必须以高储蓄对冲，以防不测。
治标不治本，遇事画大饼
中国式政策擅长定目标、压任务、造场景，在科技、先进制造等领域能快速集中资源推进，行政动员强于制度重构，结果是规划越多，越像给病人换汤不换药。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的公平性缺失。出口依赖、国企支撑的增长模型已越来越吃紧，真正的出路在于回归常识，让民企活起来，收入能涨上去，保障公平覆盖。只有当普通家庭对未来有稳定信心时，消费才会从防御性储蓄转向主动释放。否则，再多的规划和数据，也只是举大旗、画大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