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有些惭愧，我一直自认对中国历史还算熟悉，可谈起安徽合肥，认知却极其有限。长久以来，我只知道三国时期精彩的合肥之战，就发生在如今的合肥辖区范围内，至于这座城市的现况，几乎一无所知。
一名做媒体的广东朋友三年前转行，跟我告别时说，要前往合肥的长鑫科技公司任职。当时我心里满是疑惑：长鑫作为中国存储芯片的龙头企业，为何选在合肥落户?在我的固有印象里，合肥是安徽省的省会，但发展并不算突出。不过当时我只是随意一想，并没有深究背后的缘由。
近几年越来越多大陆优质企业迈出国际化步伐，纷纷在香港设立分公司、布局海外市场。在工作往来中，我不时和一些大陆企业的公关交流，也慢慢留意到一个有趣的细节。
“又是合肥?”接连的巧合让我颇为意外。我终于认真去翻阅资料，了解这座城市的真实模样。
原来过去20年，合肥政府始终保持着坚定清晰的产业布局，依托国资平台，对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重点龙头企业开展股权投资，用真金白银和政策扶持吸引企业落地合肥、扎根发展。等到产业项目步入正轨后，合肥的国资再有序退出套现，将获取的收益重新投入新的战略产业，滚动发展，形成一套可持续的产业投资闭环。
时至今日，合肥凭借独特的“合肥模式”，迎来跨越式的经济增长，蜕变为中国长三角地区举足轻重的核心城市，同时吸引了一大批全国知名企业例如京东方、蔚来汽车、长鑫科技、科大讯飞等入驻深耕。当中，京东方落地后，成功带动合肥打造出千亿级的显示产业链，形成完备的产业生态;蔚来将中国总部设于合肥，也很快牵引上下游企业集聚，培育出成熟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合肥一步步成长为全球瞩目的科创产业城市，其蜕变让人惊叹。前段时间长鑫科技成功上市，一举登顶A股市值榜首，更让“合肥模式”在香港引发热烈讨论。在香港具有大陆央媒权威性的《大公报》今年9月就推出系列专题报道，邀请业界专家深度解读“合肥模式”，探讨它给香港科创产业发展带来哪些启示。
几乎在同一时期，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团也走进安徽考察，实地了解合肥的科创产业建设。代表们返港后，纷纷通过媒体分享考察感悟，称赞合肥的产业发展模式，对香港当下经济转型有极强的参考意义。
与此同时，港府也明显开始借鉴合肥的发展思路。虽然上周三(9月16日)发布的首份五年规划、2026年施政报告没有直接提及“合肥模式”，但规划理念却高度契合。当局明确提出强化产业长远顶层设计，重点建设北部都会区、三大科创园区，系统布局科创产业生态，这与合肥深耕实体产业的发展思路不谋而合。
细究之下不难发现，香港官方两份重磅文件与“合肥模式”在“政府主动扶持战略产业”这一核心理念上非常相似。比如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明确设立100亿港元(16亿3000万新元)的科创产业引导基金，重点投向生命健康、AI机器人、半导体等前沿领域，依托政府资金撬动更多民间资本参与，落实“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发展理念，这正是合肥政府引领产业升级的核心逻辑。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香港奉行“积极不干预”的施政理念，政府极少主动介入市场与产业发展，主要依靠市场自由发展。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这一模式营造了极佳的自由营商环境，支撑了香港的经济繁荣。但随着时代变迁，面对全球竞争加剧，单纯依靠市场自我调节已经难以破局，外界一直呼吁港府改变被动不作为的状态。
香港政府9月16日公布大幅增加创新科技投资的计划，旨在让这个金融中心的发展与中国大陆的发展目标接轨。图为香港中环地区高楼林立。 (法新社)
正因如此，香港本届政府果断抛弃过去消极放任的施政思维，不再做旁观者，而是主动靠前，通过顶层规划引导产业发展，释放市场活力。这一转变，对推动香港经济多元发展意义重大。
当然，香港与合肥的体制截然不同，无法简单照搬复制。香港实行普通法体系，拥有严谨的公共财政规则，公帑使用、对外投资都需要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合肥的国资投资运作模式并不能直接落地香港。
事实上，“合肥模式”的成功门槛极高，不只是简单的政府砸钱投资，更离不开专业的投资团队、完备的产业配套。大陆一些城市盲目模仿，最终不仅没能培育新产业，反而造成国资流失、资源浪费。而且，这种模式也容易出现政企边界模糊的问题，政府的目标有时难免与市场商业逻辑产生冲突。
对香港而言，与其机械抄袭他人模式，不如立足自身优势、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长远发展之路。但“合肥模式”抛弃短期政绩思维、不贪一时回报，跨越数十年耐心深耕产业的长期主义精神，还是很值得香港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