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先生每天“付费上班”，却觉得很开心
上班不拿薪水还倒贴钱给老板，恐怕没人愿意这麽做。但“付费上班”却在中国年轻人中流行起来，发展出一众“假装上班公司”，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就业市场低迷情况下，年轻人对职场环境的最新抵抗和探索。
30嵗的周先生去年创业失败，转型做跨境电商，今年4月开始到东莞一家“假装上班有限公司”上班，每天付给老板30元。
在那里，他和五位“同事”共用一个办公室。他们大多没有全职工作，靠副业赚钱或从事自由职业，都是来这里“付费上班”。
“我觉得很开心，有种一群人一起走的感觉”，周先生在接受BBC中文的采访时说。他挣的钱没有以前全职时多，每个月还得拿出来一部分交给“假装上班有限公司”，但他心满意足。
这间公司这样给自己定位：这里是“职场失序者的精神避难所”，“给都市漂流者一个傢和工作之外的窝”。
这类型公司在深圳、上海、南京、武汉、成都、昆明等多个地方出现。外观上与写字楼里的办公室无异，配备电脑、网路、会议室、茶水间等等。
但它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司，通常不与员工签署长期雇佣合约；一方面承租工位，另一方面打造共享空间，分享求职和创业经历。一般每日收费30至50元，有的还包午餐、点心和饮料。
“回不去的体面”
来自潮汕的周先生2018年大学毕业，曾任职大型电商公司，2020年开始创业，与合夥人开了一家拼多多店铺，主卖潮汕牛肉丸，在社交媒体抖音上推广。前几年生意不错，高客单品类的牛肉丸卖50多元一斤，一天能卖几十单。
但随着拼多多迈向低价市场，越来越多低价产品和大厂品牌进驻平臺，周先生的牛肉丸不再好卖，销量减少到每天十几单，甚至寥寥几单。去年，他不得已关掉店铺。
创业失败后，他回到农村老家，开始探索互联网和跨境电商项目，包括用人工智能（AI）工具写网路爆文，向东南亚市场推广热销品。他父母是农村人，始终搞不懂儿子究竟在做什麽。
“他们觉得，大学生毕业后应该做那种白领办公室工作，比较正常的那种岗位，老在家待着好像没个正业”，周先生说。父母一遍遍地问，他一遍遍解释，慢慢地也没有耐心了。
许多年轻人和周先生一样，父母一辈总渴望他们大学毕业后有个“铁饭碗”，最起码有个坐办公室的工作，平平稳稳地度过一生。这是他们那一代人走过的路——中国恢复高考后，毕业生的工作岗位由国家统一安排，到岗后在一个单位里工作一辈子，对工作和组织也有较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但在当今中国，经济下行、就业市场低迷，许多本科毕业生找不到对口工作，不得不回到学校继续读书，造成学历贬值，薪资缩水。上一辈人走过的路变成了一种“回不去的体面”，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管理学院资深讲师姚迪博士说，“新一代年轻人需要寻找新的认同和体面”。
根据中国教育部，2022年中国大学毕业生达1,076万人，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67万人，是史上首次突破千万人大关。 2025年毕业生预计达1,222万人，再创历史新高，进一步加剧就业压力。
这种情况下，不少年轻人每天拎着电脑去图书馆、咖啡馆投简历，或发展副业，嘲讽自己在“假装上班”，甚至像周先生一样直接进驻“假装上班有限公司”。
姚博士说，“假装办公的现象非常普遍，由于经济转型，教育和就业市场不匹配，导致年轻人需要这些场所来思考下一步做什么，或者先打零工过渡，假装办公公司就是其中一种过渡性解决方案。 ”
东莞“假装上班有限公司”一角
在“假装上班公司”工作是什么体验
周先生是在刷小红书时看到了东莞这家“假装上班有限公司”的。他觉得办公室环境可以让他更加自律，提升执行力，于是成了一名“员工”。几天下来体验不错，他从日付过度到月付，每月支付500元，已经持续3个多月。
这原本是闲工作室，约80平米，有8个工位，配有电脑、桌椅等基本办公设备，还有直播间、会议室。办公室设计风格轻松，主墻有绿植点缀、下方摆放一个多人座沙发和折叠躺椅。旁边是冰箱，里边的饮品可以按需使用。
墙上挂着一幅字帖，写着：“见山见海见自己”。桌上一处相框里印着几个大字：“干就完了”，旁边小字写着“想都是问题，做才是答案”。
周先生把办公室的照片传给父母，他们安心了许多。
不像许多公司要求员工上下班打卡，这里没有强制制度，也不需要加班。但周先生通常8、9点就来到公司，有时忙到晚上11点，等到“老板”下班他才走，“不是为了维持面子，在无意义的加班中消磨时间。”
同事之间没有利益冲突，大家会随意开玩笑，忙了就闷头工作，闲了就聊聊天，玩玩游戏，让他觉得“精神放松，效率很高”。
一年前，他在探索新专案中感到迷茫，没人交流更加孤单。那时的他只有一个好朋友，两人偶尔喝喝闷酒，也曾彼此夸口，“等赚钱了给你买套房”。但终究还没有实现。
现在，他有了几个朋友一样的“同事”，他们工作中相互激励，下班约定一起打台球、吃晚饭，也算是团建，他比过去开心多了。
打台球是“假装上班公司”的一种团建方式
“要假就假到底吧”：从摸鱼到假装上班
在上海一家“假装上班公司”，23岁的小文租了一个月的工位。她去年大学毕业，还没找到全职工作。学校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学生在毕业一年内签署就业合同，或提供实习证明，否则不发毕业证书。
几个月前，她进入当地一家私企实习。“刚开始还好，但我越来越觉得大家好假”，小文对BBC中文说。她做文员工作，每天只需要把手上分到的项目完成，就可以准时下班。但她发现，即便到了下班时间，只要老板不走，大家也不离开。
“其实很多时候在摸鱼”，小文说。“摸鱼”是近年来出现的网路热词，意思是假装在工位上认真工作，实际可能在听音乐、看小说，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是年轻人对抗中国职场“内卷”的一种手法。
小文不喜欢作假，完成任务就下班，但这种方式与公司文化格格不入，她最后也没能留下来。
抱着一点破罐破摔的态度，小文走进了家附近的“假装上班公司”。 她把办公场景寄给学校，算是有了实习证据。而实际上，她每天省下一杯奶茶钱，交了工位费，就坐在办公室写网路小说，挣一点零花钱。
“要假就假到底吧”，她说。
桌上一处相框里印着：“干就完了”几个大字，旁边小字写着“想都是问题，做才是答案”。
自我嘲讽的反抗
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项飙对BBC中文说，“假装上班”和“摸鱼”都是一种假装的状态，但前者的意图性没那么明显，不是有利可图而采取不正当手段，更像是年轻人透过自我嘲讽来反抗职场加班和“996”文化。
他表示，目前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都高度单一，许多人觉得有份稳定的高级白领工作最合理，考大学也一样，一定要重点大学，否则生活就是不好的。
“年轻人无法被传统的社会体系所接纳，导致一种挫败感和无力感”，项飙说，“假装办公是年轻人为自己找的一个壳，跟主流社会稍微拉开一点距离，给自己一点小小的空间。”
他说，假装上班公司这个名字“具有批判性”，不叫社会创新空间、新人文空间等等，符合年轻人的复杂心理，一边想要抽离主流社会，一边又有点纠结，不太自信，也有一点无力感。
“他们想改变的心态很强烈，想反抗但又没有自信直接反抗，因此透过这种自我矮化的方式来寻求探索”，项飙说。
“这种复杂心态与‘躺平’‘摸鱼’‘摆烂’等其他社会现象并不对立，是在不同阶段和背景下的表现。”
“我卖的不是工位，是不当废人的尊严”
“假装上班公司”的老板飞鱼说，“我卖的不是工位，是不当废人的尊严”
30岁的“飞鱼”（化名）是周先生的“老板”，他2017年大学毕业，在一家大企业儅程序员。后来转行做电商，自己创业，目前主打直播带货。
2022年，他来到东莞，家里给他提供了这间工作室。“我不指望从中盈利”，他说，“我卖的不是工位，是不当废人的尊严”。
他自己就曾经历过一段无力的时期。 2019年辞职后到云南创业，但疫情因素加上利益纠葛，导致一次大的订单失败，最终只能关闭店铺，总体损失了约20万。
从那以后，他常常一人待在出租屋里，每天除了睡觉就是玩手机，有时吃饭也不出门，叫外卖解决。
“很颓废，有点自暴自弃的状态”，“飞鱼”回忆，“你想要力挽狂澜，但又无能为力。”
在家人的支持下，他回到东莞再起炉灶。江西长大的他在那里没有朋友，从早到晚待在工作室，慢慢觉得社交圈越来越窄。本着交友和好玩的初衷，他把空余的工位释放出来，与人共享，成就了这间“假装办公公司”。
今年4月，“飞鱼”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推广。每天都有人私讯找他，询问公司状况。一周下来，他能收到70至80封私讯，相关贴文下方会有数百人留言。
5、6月期间，所有工位都满员，新人需要预约才能进来，他也开始筛选一些有稳定业务的人。
官方：“灵活就业人士”
周先生同时用多部手机寻找爆款视频，研究它们背后的产品
据他观察，来的人当中有约四成是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拍一些照片，向学校证明实习经验。也有少数人是为了应付家长的压力。
另外六成是自由工作者，多是数位游民，包括跨国电商从业人员、互联网项目运营、网路小说写手等等。平均30岁左右，最小的25岁。
在官方语境中，这部分人被称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灵活就业人士”，还包括网约车驾驶员、货车司机、互联网营销师等。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截至2024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突破2亿人，占劳动人口比例接近三分之一。
与传统的全职劳动者相比，这部分人在劳动关系、职业属性等方面有明显不同，但社会保障较弱。
在不少“假装办公公司”的贴文下，不少人问能不能代缴社保和健康保险。“飞鱼”就收到过类似询问，但他担心可能涉及法律问题，明确告诉对方不会提供。
和他有类似想法的人不少，在南京某科创园，一家提供人工智慧场景应用和跨境电商产业创新基地的公司，就曾把工位释放出来，启动了“假装上班有限公司”。
负责人表示，这个项目是公益性质。团队由教授和研究生组成，可以指导大家学习跨境电商、三农电商等知识，也欢迎正在考研、考公的人来自习。
在小红书账号上，相关推文有近5,000人点赞，900多人评论。有评论表示，这样的计划有前景，能吸引投资人前来投资。也有人质疑，“感觉像是一家公司，但是不想发工资和社保。”
负责人在今年1月启动该项目，6月在BBC中文查询时已经关闭。负责人说“因为公司业务板块做得比较好，一些空余的场地不够用了，然后就停了。”
打造一场社会实验
“飞鱼”说，5、6月期间，所有工位都满员，新人需要预约才能进来，他也开始筛选一些有稳定业务的人。
长期看来，如果仅仅通过租赁工位来盈利，能否持续是个问号。“飞鱼”认为不能作为长期商业模式，他更多是当做一场社会实验。
他在公众号上写道，“它用谎言维系体面，却让一些人找回真实；它逃避真实职场，却可能诞生更自由的协作模式。”
“若我们只助用户延长‘演技’，便是共谋一场温柔的欺骗；唯有助他们把‘假职场’变成‘真起点’，这场社会实验才算不负期待。”
“小富即安”，“飞鱼”说，他不指望赚大钱，而是希望发展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为各自的梦想努力。工作之余，他把自己在创业中踩过的坑，遇到的人和事，分享给初出茅庐人，希望他们“少走一些弯路”。
作为“假装上班有限公司”的“老板”，他还时不时给“员工”布置“任务”，比如在忙不过来时接替他的直播。没有传统公司上下级的约束，有人拒绝、有人拖延，但他不介意。
“员工”周先生会直截了当地说，“晚点再做”。时间长了，他们形成了默契，在直播中按各自的销售额分成。
大部分时间里，周先生在摸索如何用AI工具撰写网络爆文。他留意到一些企业在招聘时注明熟练使用AI工具，因此不管是当下赚钱，还是以后再找份全职工作，“都会更容易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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